《京报》提出了几个为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其一是，日本与帝国之间有江山之仇，不解之恨。
唐朝两国之间在朝鲜半岛爆发了白江口之战，元朝时几次进攻日本，明朝既在东南抗倭又在援朝抗倭，到了本朝就更复杂了。倒幕战争与日本内战的都与帝国有关。原属日本的虾夷地（北海道）、对马岛、佐渡岛都成为了帝国领土，日本国内加深了分裂与内斗。原本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冲绳等地，也为帝国所有。自丰臣秀吉时代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完全崩坏。
上千年的仇恨，不仅没有化解，反而愈演愈烈。
其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觉醒民族意识，诞生民族主义后，必然会对倒幕战争之后形成的秩序进行挑战，尤其会提出一些领土要求，这是不可接受的。
其三，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日本就是天生的敌人。纵观历史，统一后的日本，定然会对外扩张，而日本有中国一个邻国，结果就是必然会与帝国发生碰撞。
其四，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统一后的日本，必然会以帝国为对手，无论统一后的日本是封建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都会为日本树立一个敌人，来控制国内的思想，维护自身的统治，显然，帝国也是唯一的选项。这无疑是加重日本对帝国的仇视。
《京报》的这片文章充满了民族主义者的理念，希望全国上下对日本提高警惕，但这篇文章也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随着舆论的发酵，其所代表的观点并不能为大众所完全接受。
其实说起来，《京报》是政治气氛浓厚的报纸，虽然是民办，但也是帝国喉舌，《京报》的前身是帝国第一份报纸《邸抄》，在前帝国时代，就分成了《官报》与《朝报》两支，前者直接与当时元老院挂钩主要是政治消息，后者的内容比较复杂了，帝国建立后，两者变成了《中央通讯报》和《京报》。
《京报》的文章受到了诸多的批驳，这些报纸无一例外都是民办报纸，都有资产阶级的背景，其中极端的甚至批评《京报》妖言惑众，仇视友邦。但极端的言论往往在和平的时代无法成为共识，最终《申京商报》的文章与《京报》完成了对垒，得到了大众的支持，也取代对方成为了主流观点。
《申京商报》的这片文章名为：笼中之蛇。与《京报》一样，使用了大幅的漫画，把日本比喻成蛇，但这条看起来阴狠狡诈的蛇被限制在笼子里，牢笼以日本周边的帝国行省为柱，连线成笼。
《申京商报》与《京报》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很难阻止其完成统一。或者说，这也是帝国战略界的共识。
从某种程度上来，只要帝国不允许，日本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是无法统一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帝国的对外战略一向遵循有限介入的原则。有限介入就是有限的投入，尽可能的避免大规模的战争。而随着日本的发展，民族意识的觉醒，有一点可以确定，在阻止日本统一这件事上，帝国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而等到出现两种可能，帝国就会接受日本的统一。
其一，全面的介入也无法取得成功。其二，付出的代价超出了事成后所得。
《申京商报》的文章认为，日本的统一是早晚的事，而帝国可以接受日本的统一。
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已经开展，封建王朝的时代结束了。
在封建王朝时代，土地人口就直接与一个国家的实力挂钩。就以日本来说，每一次对外侵略都是国家统一之后。但工业革命的打破了这一规律，土地与人口只是国家实力的基本要素，真正与国家实力挂钩的是工业能力。
统一后的日本，如果没有工业能力，仍然不会对帝国造成什么威胁，因此分裂的日本固然最好，但统一的日本也并非不能接受。《申京商报》认为，关键不在于日本统一与否，而是在于日本是否能完成工业化。
而《申京商报》给出的答案就是不能。他们的理论有两个，第一，工业国家必须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这要必须要靠对外殖民才能取得。当然这也是时代限制，这个时代的人自然不知道工农业剪刀差也可以完成这一目标。而日本的位置很特殊，这个国家就在帝国卧榻之侧，距离最近的另外一个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是莫卧儿帝国。而向东要横跨整个太平洋才能接触到可以殖民的地方。
也就是说，日本与欧洲国家不一样，它处于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若想崛起，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可以在帝国的边缘位置慢慢崛起，而是出了新手村就直接打大龙。
而第二个观点则更为重要，即便第一个不成立也没关系。这个观点就是，日本缺乏工业化需要的资源。
毫无疑问，帝国掀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必须两种原材料，煤炭和铁矿。前者日本是有的，即便是帝国三十三年这个时代，出产自日本的煤炭仍然在帝国市场上占据相当的份额，只不过比例年年降低。但一年超过两百万吨的产量，以及相当的储量，对早期的工业化来说是足够了。
可问题是，日本没有像样的铁矿。事实上，除了煤炭之外，工业化需要的一切原材料日本都没有。这意味着，日本的工业化就算展开，天然就处于成本高的劣势，随时随地都能被帝国卡脖子。
至于其他的观点比比皆是，比如日本是一个身处最强国家旁边的岛国，纵深很小，天然就容易被入侵。
《申京商报》得出的结论就是，日本崛起的唯一可能就是帝国的沉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空间。而对日政策上，《京报》与《申京商报》也完全不同。
《京报》认为，要警惕日本，尽可能的限制日本，维持日本现在的分裂与落后的状态。
而《申京商报》总结出来的政策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述：短期可用，长期可控。这也是帝国国内资产阶级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促进帝国与幕府的关系正常化，促进幕府开国，加深两国的经贸合作。
两种不同的观点，确实对帝国中枢做出决断发挥了影响，但是《申京商报》的文章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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