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就是最早的乡村自治规范章程，是因为赵宋王朝不能够给予平民社会所需的治理能力，所以由民间老百姓自发组织治理。
那么为什么赵宋王朝时期的政治家已经看出了这个症结却无力改变呢。
还是那句话。
‘皇帝为何造反？’
皇帝本身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阶级呢？
没有一个皇帝会愿意进入到平民社会，从而整天愁眉苦思想着如何服务百姓，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朱允炆愿意做第一个，你可以说他傻、说他理想化、说他太假了不真实。
但你必须要承认他，伟大！
我们都从历史书上认识过世上几大伟人，而朱允炆到了皇帝这个位置，肩负着全国上亿百姓的未来及责任，他当然想要做一个这样伟大的领导者。
所以同样是文人坐天下，眼下的大明却和宋朝是完全不同的。
在已经规范的形成习惯的政治运转体系内，向来靠着依存政治制度才能延续政治生命的文官还怎么去沆瀣一气的毁灭这个国家？
或者头皮痒、水太凉的给自己换主子？
就算他们想换，也只能裸辞，一个人孤身跑到敌营做奴才罢了。
老百姓不会跟他，他的同僚不会跟他。
所谓的同学会、乡友会也不会跟他。
我们只是同学、同乡，我又不是你爹，我会为了你放弃我自己的政治生命？
看似牢固的学院派、同乡派，在平民社会制度下，其根基是极其容易崩散瓦解的。
因为你做不好，我不能冒着被摘帽子的风险来保你。
当然，也有胆大去做的。
就是到二十一世纪，也有带病提拔的，但几个腐败的官员联合起来，能腐败诺大一个国家吗，能腐败欺凌全国十几亿百姓吗！
当腐败的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更加包不住，就更容易被最上层察觉，继而一网打尽。
要还担心，说万一内阁也腐败了呢？
皇帝也腐败了呢？
那就没必要再说了，揭竿而起，百姓造反，改朝换代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
只要后继位的皇帝、内阁阁臣懂得这一点，他们就不会放任腐败滋生扩张，不会改变已经完成转型的国体制度。
当然他们一定会懂，要不然《建文大典》不白修了。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一些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独立逻辑，以及在官僚世界中政治关系的再定位问题，这里就不写了，一是比较复杂，举例的话就比较敏感了。
葛磊斥责马鑫这句‘你自己信吗’，就是因为两人本身都是高级军官。
军人不可以参与政治，但高级军官一定要懂政治。
两人没有一个不懂的，所以葛磊才生气。
直到这个时候，马鑫还在嘴硬。
“没有五军府，这天下也轮不到文人，还有我要纠正你一点，这天下既不是文人的也不是武人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们都是人民的一份子，习文也好、从军也罢，都只是为国效力的一个渠道，这一点，是必须要搞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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