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镠为什么要单独拎出退伍军人分配田地的事儿呢？
他可是有用意的。
这还得从朝廷维持军队的供养问题说起，而这个问题又牵涉到明朝治军的方针以及治军的风气等。
当然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更遑论解决了。
都知道明朝文官的地位很高，而武官处处受到文官以及朝廷的压迫。
整个大明一朝，武官最为出名的当属戚继光了。
然而如果没有朱翊镠的介入，戚继光几年之后就会离开人间，按照阴历计算应该是万历十五年十二月。
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戚继光如此声誉与地位，死时朝廷的正式档案中竟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万历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是从东厂的人口中得知。
可以说，戚继光是大明最有才能的将领之一（之一其实可以去掉），被罢黜三年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
原因何在？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整个大明王朝，尤其是永乐朝后武将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武将的地位很低很低，所以不到用时或者失去价值时根本不被重视。
凭良心说，纵观大明一朝所有武将的经历，戚继光的待遇还算不错了。
他的谢世，纵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可在他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将领。
信手拈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他的朋友，也是一代名将俞大猷，屡被参劾，壮志难酬；
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
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后在塞外为国捐躯；
胡守仁，王如龙，朱钰等将领，都曾是戚继光部下悍将，为大明立过汗马功劳，却都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
当然，同时代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李成梁，一个是刘显。李成梁与刘显也是屡被弹劾，但就是岿然不动。
倒不是因为他们地位有多高、朝廷有多垂青，而是朝廷离不开他们。
李成梁需要镇守辽东，是辽东的定海神针，刘显负有征剿四川云南“土蛮”的重任，两个地方都找不到其他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代他们两个的指挥权。
刘显儿子刘綎也是迭经革调，后与努尔哈赤作战仓促进兵力战而死。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说戚继光还算比较幸运。
武官令人同情的遭遇，在明朝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有其必然性。
因为明朝重文轻武。
如果仅仅只是重文轻武也好说，关键是武将领兵作战与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水火不容的。
当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冲突迭起，以政治手段无法调剂时，通常就会爆发战争。有时天灾人祸，百姓面临死亡的巨大威胁时，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每当这个时候文官集团是如何抉择的呢？
他们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非要搞到动用武力才能解决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表现。
文官骨子里好像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绝不能将“力量”作为权威。
然而，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让他们养成了与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
武将需要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成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时，就要集中全力对敌人的心脏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如不可守则需果断放弃；战斗胜利时，就要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会因为其他问题犹豫……
通常情况下，武将会将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死磕到底。
可绝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事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故而，武人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心目中只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总之多数文官心里是鄙视军人的。
试问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退伍还乡的军人还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吗？
大明甚至可以说整个封建王朝，治理百姓的根本方针几乎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
可一个退伍还乡的军人，等于是增加了一个无业游民，他们平时学到的本领与养成的起居习惯，如何适应农村的生活？毫不夸张，无用武之地。
退伍的军人会发现在军队之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文静的仪表、华丽多彩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八面玲珑的机智……可这哪是他们所擅长的能力？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嘛。
因而，退伍还乡的军人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易生事儿的团体。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大明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具有这种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一百年后，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越到后来越是强盛，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上升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与之相反，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缺乏独立、严格的组织，无法与文官分庭抗礼。
以致于许多将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可其社会影响力也未必抵得上文官的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样一种体制与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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