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有商业的规则，不同样的商业文化，或者有不同的规则，伦敦的商业文化自然跟广州不一样。
哪里都有这样的人，利用合乎规则的手段，去达到那些规则不想看到的结果，这种人在资本市场中被称作野蛮人。
但这些野蛮人并没有破坏规则，他们不过是挑战了规则而已。
因缘际会，周琅开始在东方商业中，扮演起了野蛮人的角色。
通过不断从广州传回来的商业情报，这些都是魏连理派人送回来的，但以魏连理的专业水平，他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些情报的价值的。因此是有专人指点的，魏连理没有商业眼光，但他有识人的眼光，而且及其善于察言观色，与人交往和沟通是他的强项。
他到了广州之后，花重金拉拢了几个十三行中的老掌柜的，他送回来的那些情报，都是这些老掌柜挑中的。
周琅仔细的分析了这些情报，发现广州的商业形态中，有许多地方是反市场的，往往反市场的情况发生，都是行政权力介入而引起的，这些反市场的情况也不例外。
比如垄断经营，这本身就很反市场，违反了供需法则。违反市场法则，是肯定会受到市场的报复的，比如十三行垄断茶叶出口，这就会造成茶叶价格高昂，销量受限，行商谋取超额利润。利润确实是超额的，否则十三行巨富不可能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家产，可这些钱商人只得到了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维持各种非正常的渠道中白白浪费了，比如为了维持跟官府的关系，十三行就大量向各级官员上贡，这些成本最后都加在差价里让洋人承担了。
但中国人却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十三行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养活了一群貪官污吏，最广大的茶农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得到。
如果放开贸易，允许所有商人参与这个市场，那么茶叶价格肯定会下跌，很快利润就变得微薄，这时候只有最有竞争力的商人能够赚到钱，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削减成本，当然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是一个方法，但这种劣质方法在充分竞争的商业关系中，也会被淘汰，只有那些保持了质量，同时能够压低价格的商人，才能够赢得竞争的胜利，为了降低成本，又不能降低质量的情况下，有的人会选择克扣工人工资，但也有的人会提高工人工作效率，那就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技术会进步。
而自由竞争带给茶农的，远比垄断来的要多，因为现在茶农可以跟更多的商人交易，他们的选择多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跟那些垄断商交易，对方拥有定价权，是不可能给他们多余的利润的。
这是第一种反市场现象，由清政府下发专营权带来的垄断贸易。
第二种反市场现象是出在茶叶的运输环节。
这时代中国的茶叶，主要产地在福健，不管是山西晋商通过恰克图贸易卖给俄国人的茶叶，还是广东十三行通过一口通商卖给英国人的茶叶，大多数都是在福健武夷山生产的。
以武夷山一个产茶区崇安县举例，该县每年茶季来临，树上的叶子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培、调和并包装以后，从星村和赤石出发，水路跋涉，绕道行走，先是装在木筏上，每个筏子上装12箱，运至崇安县城，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攀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是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一两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要装22箱，运至河口，然后换作载重200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而抵达赣州。至赣州再以载重60箱的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载重量为500-600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至广州，这趟茶叶线路长达2885里，费时50天至60天。
这条贸易线路的反市场情况，跟中国官府的漕粮不走海运走陆运一样，让人不解。
要知道福健可是靠海的，而且福健多雨，武夷山又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山脉，福健的河流多从武夷山发源，这就意味着，在福健不难找到一些通往武夷山的水道。
可清朝的商人偏偏放着从武夷山顺流而下的便捷，反而千里迢迢先从福健翻越武夷山到达山西，接着水陆并进多次更换船只，最后翻越梅岭进入广东，又换水路送到广州贸易，他们不嫌累，也不嫌烦吗？
原因很简单，政府不允许茶叶走水道，道理就跟漕粮走运河不走海陆一样，不安全，越是农业文明的政府就越是在乎安全感，因为农业生产所求的就是风调雨顺。于是他们不能接受大海上的风险，风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则是担心海上的敌对势力，担心海寇的威胁，福健历史上恰好就是倭寇侵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宁可付出沉重的财政负担，也要用低效率的运河来运粮食，宁可走千里迢迢的陆路运输茶叶，不不走便捷高效的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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