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辉告御状一事是十分曲折的，洪仁辉本名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会说中国话，先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后来做了一名船长。
乾隆二十四年之前，清朝施行的还不是一口通商，当时是四口通商，除了广州，还有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三个口岸可以对外贸易。
但是广州的地理条件决定，这里更适合对西方贸易，所以当时厦门主要是做南洋贸易，宁波和云台山主要是做日本贸易。
英国人也一直都是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但是广州的官府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以及勒索越来越多，让他们感到激愤，于是洪仁辉先是威胁如果广州官府继续如此，他们就要到别处贸易。
广州官府根本懒得搭理洋人，他们从来只考虑能不能榨出钱财，而不管对方是否高兴。
洪仁辉就真的跑去别处贸易了，先到了厦门，可在厦门买不来所需的货物，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茶叶走陆路的习惯。厦门的南洋贸易，茶叶也不是畅销品。另外厦门也没有广州能提供的那么多手工制品。
所以洪仁辉继续北上，最终到了宁波，他们受到了宁波人的热烈欢迎。中国官方讲究怀柔远人，其实老百姓对少见的外地人也很热情，主要是稀奇。
结果洪仁辉的贸易进行得很顺利，他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这里还没有广州海关形同敲诈的关税，没有广州十三行牛逼哄哄克扣和勒索。
英国人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条了不起的财路呢，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船前往宁波贸易。
这让当地官员感到了忧虑，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夷人，会引起麻烦，于是汇报给了乾隆。
乾隆觉得夷人越来越多，跟当地百姓接触久了，容易带坏他淳朴的子民。终于产生了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念头，当然这个一口通商，只是针对西方人，对于日本的贸易，从来都是不鼓励不限制的。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锁国之国，日本商船是不会来中国的，也就没什么麻烦。所以继续保持，江浙商人还是可以继续去日本贸易。
英国人并不知道情况，洪仁辉在乾隆二十四年，还是按照之前的成功经验，前来宁波做贸易。结果这次没有成功，当地官府扣押了他的船，没收了一半货物，拆掉了船上的火炮。洪仁辉抗议，问原因，一开始当地官府根本不搭理，后来才告诉洋人，以后这里不让他们贸易了。洪仁辉问为什么，官府根本不解释。
洪仁辉觉得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大清官府的官员一定是瞒着他们的君主在做这些非法的事情，只要他们的君主知道了真实情况，就一定会纠正这些贸易弊病。于是带着一股怒气，他北上天津去告状去了。
洪仁辉还真的把船开到了天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天津的英国人。他在天津，宣称他是“英吉利四品官”，有冤情要面禀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状。
洪仁辉在天津被挡下来了，但他见到天津的地方官，对方答应帮洪仁辉上奏皇帝，于是洪仁辉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报告，控诉宁波扣押他的货，但主要还是控诉广州官府和十三行的行为。
当时因为十三行的垄断实力，加上广州官府对待洋人很不客气，十三行占尽垄断优势。
于是就出现一些利用垄断优势来获利的行为，其中有十三行商人随意定价，欠洋人的钱不还反而找官府驱逐洋人，出售的茶叶严重掺假等等。
在这些非商业的手段面前，东印度公司真的被逼得没办法，一度，东印度公司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手段，他们不采购优质茶叶，而是专门采购低等茶叶中质量最优的，不是他们没钱，相对于漫长贸易的成本，茶叶的采购价在当时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为了杜绝商人掺假，用其他树叶来冒充茶叶，而当时的英国人尚不具备辨别能力，每每上当。
但最让东印度公司不满的是，没有上线的人性勒索。洪仁辉向乾隆控诉，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他以为这是官员在偷关税，是对任何一个政权有海的腐敗行为。
洪仁辉并不知道，雍正进行的改革，就是将过去官员私自在税收之外向商民摊牌的额外费用加在一起核算出一个数额，通过官府发给官员，称之为养廉银，雍正希望给官员足够花销的银子，换取他们不搜刮百姓，养廉银的标准，还是雍正询问了很多地方大员的额外收入后，总结出来的，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杜绝腐敗的作用。
可到了乾隆年间，养廉银已经不难满足官员的胃口了，于是又开始了一些额外的勒索，乾隆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将这些额外的勒索总结为规礼，明确可以收的项目，规礼，是合规的礼物。
比如粤海关这些合规的礼物，在《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就列了收费名目，有100多项。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等等……
这100多项加起来，就是粤海关可以合法收的规礼，洪仁辉却不知道，他以为只有正税才是合法的，这些规礼都是官员私自收取的非法收入。其实这些非但不是私自收取的，虽然不上交国库，可这些规礼是会上交给乾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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