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不容易做，最难的在于得到当地商人的新任。
他们连清政府都不信任，怎么可能新任初来乍到的周琅呢。
洋人倒是很积极，其实洋人普遍认同周琅在福建的贸易政策，看好周琅，否则胆小如鼠的葡萄牙人也不可能敢出兵了，万一满清打回来，他们不担心报复？
不等周琅去请，洋人自己都在想办法跟周琅谈判，他们有的担心周琅跟过去的满清官员一样，很难打交道，希望尽快确定贸易规则。
现在满清的官府被打破了，新的政府还没有建立，那么贸易该怎么管理，洋人很关心。
周琅告诉他们，会先按照福建模式，组建起海关衙门，之后的管理办法会印刷成册向各国商馆发放。
制度肯定会改革，福建沿用的是从东港带来的，东港早期的模式是周琅跟荷兰人一起商议出来的，但运作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还是水土不服的原因，荷兰的一些管理办法，放在中国跟中国商业文化会起冲突。
所以现在占了商业最发达的广州，周琅觉得有必要总结经验，进行改革。
可老外很积极，本地商人则避之惟恐不及。
周琅专门派人去请他们，还是跟这些人都打过交道的魏连理，但就是没一个肯出山的。
十三行商人确实在清政府的垄断保护下，取得了垄断性利润，但这几年实在是被官府勒索怕了，赚够了钱的，早就想摆脱十三行的束缚，像潘家这样的，可官府一直不让，说他们家境殷实，岂能让他们置之事外。
潘家其实很渴望转化社会身份，他们家最优秀的人物，并不是现在的掌舵者潘有度，家族地位最高的是他的弟弟潘有为，因为潘有为考中了进士，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修，现在是满清官员。
那些在十三行贸易中亏损的，更是不像趟这趟浑水了，以前给官府送礼都摆脱不了这个身份，现在傻子才会去继续干这一行呢。
抢着头皮上的也有，一群外行，艳羡十三行财富的小商人打破头想挤进来，但周琅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背景，对他重开贸易没有帮助。
十三行商人一个个躲到乡村不肯出头，周琅只能耐心让魏连理一个个登门拜访。
潘家、伍家、叶家和卢家，四大行商都要拜访道，老行首蔡世文也要招呼到位。
经过魏连理舌灿莲花一般的游说，蔡世文和伍秉钧才勉强来求见周琅。
周琅是认真跟他们谈的，表示希望他们继续经营，尽快恢复广州市面。
茶叶贸易一去不回了，厦门和福州成了新的茶叶中心，一个垄断闽北，一个垄断闽南的茶叶贸易，广州也只能依靠当地茶叶维持，盛世不再。
可广东繁荣的手工业还在，转型后，应该还是大有可为的。
蔡世文表示，他已经有心无力，家里改变卖的都变卖了，实在无理进行从事行商经营，更不可能担当保商职责了。
这两人不太放得开，一味的推脱，周琅本不喜欢强人所难，但现在需要他们。
耐着心详细了解他们经营中的困难，发现现金流一直是一个制约，周琅了解，进出口贸易是需要压大量的资金，所以许多国家为了刺激贸易，往往由国家开办进出口贸易银行，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贷支持，周琅正好可以做这件事。
他们第二个担心的，就是官府的勒索和限制，勒索无度，限制无常。根据统计，十三行从成立到解散，每年向官府报效的银子高达70万两，这是向朝廷明面报效的，不是纳税，而向官员个人报效的，就没有记录了。反正皇帝过寿，大婚，嫁女儿他们都要报效，打仗，救灾，乾隆南巡，他们还要报效。跟勒索一样让他们害怕的，则是限制，清政府对贸易做了很多限制，有限制生丝贸易的，有限制鴉片贸易的，大多数的限制都有实际考虑，周琅可能也会继续禁止。但这些限制，时有时无，本来好好的贸易，突然官员来了，说那年哪个皇帝要限制这个贸易，这个生意不能做了，一下子就让签订了合同的商人手足无措起来。只能塞银子通关。
第三个担心的，则是人身安全，做生意破产了，官府不但罪责，查抄家产，还会将人发配充军，至于会是那种结果，完全看官员的喜好，看事情闹得大不大，一旦闹大了，闹到乾隆面前，这个商人基本上就拉倒了。
总之就是，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十三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权力却没有增加，导致越来越没有经营下去的必要了。康熙、雍正年间的贸易情况还算好，潘家赶上了好时候，潘振承做了几十年总商，那时候权力相对较大，报效相对较少，让潘家积攒下了上千万的家产，可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晚期，貪官实在是太多，贪的又实在是太狠，就让十三行有些撑不住了，基本上倒闭破产和发配的老行商，都是乾隆年间的。
周琅首先向俩人保证：“你们知道，我是一个海寇。在我眼里是没有士农工商之分的，今天士人，明天农人，后天商人，人就是人，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只有好人和坏人，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坏事的是坏人。只有良民和刁民之分，遵纪守法的是良民，作奸犯科的是刁民。仅此而已。我请你们来呢，是想商量出一个恢复贸易的办法。你们不用着急，我也不会强迫你们继续做行商，其实我也不打算设立十三行了。以后就只有普通商人，谁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只要照章纳税，官府不会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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