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吸纳了一大批广州的银号、当铺和钱庄的东家或者掌柜加入货殖银钱公行，货殖银钱公行是一个公行，伍秉鉴是行首，当然也会有其他成员，行会中的成员称之为行东，行首也叫行董或者行总。
这些人不负责具体经营，但有权提出建议和对重大决议投票，其实就是董事会成员。
广州是有银行的，这个银行是银钱行会的意思，简称银行，康熙年间就建立了会馆。
主要组成成员，就是这些银号、钱庄和当铺，每行选举行东十人加入货殖公行。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形态，其中银号的经营业务是熔铸白银，明清实行的是古典银本位制度，白银的流通是不受限制的，包括熔铸、剪切等等；银号通过收集散碎银子熔铸等方式，赚取一定的额外钱息。提供的白银流通中的标准化服务业务。他们的作用类似于西方银行发行银行券的作用，是制作让市场接受的标准货币。各家银号的银锭形势也不一样，并不都是官银那种元宝型，还有船型，马蹄形等等形制，上面压上各个银号的炉号作为信用凭证。
当铺的作用很简单了，就是银行中的抵押贷款业务，但比后世的银行要亲民的多，面向普通百姓，从旧衣服，到金银首饰，甚至房产都可以抵押。
钱庄则主要是银钱兑换业务，由于货币管理很粗陋，就像阿姆斯特丹银行需要将欧洲几百个邦国流通的货币，先兑换称荷兰盾一样，钱庄是将各地流通的不同形制的银锭，欧洲流入的银元，日本流入的银判，跟官府标准的制钱进行兑换。他们进行的是汇兑业务。
之前对这些行业的管理，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基本上可以说是合作。一方面货殖公行向他们提供低息资本帮助他们恢复和扩大业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们扩张公行的业务，有些大额业务，他们做不了的，比如大商人抵押房地产，他们进行评估后没有足够多的资本，于是介绍给公行。或者因为银贵钱贱，钱庄积压了大量的制钱，却缺乏白银，影响经营，于是跟公行之间进行大额银钱交易。
大家相得益彰，在商人身份的伍秉鉴主持下，他们跟公行的往来中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的地方，基本形成了公行作为他们背后大保人的角色。形成一定的合作和依赖关系。
在银行业务稳定，深度融入广州商业网络的情况下，周琅这才让伍秉鉴着手铸钱，发行纸币等事宜。
而这时候对金融业的管理就要深入一个层次，成为真正的管理而再是简单的合作。
不过这种管理目前还没有太多强制性因素。
首先随着白银不断流入广州市场，银贵钱贱的现象开始缓解，一度飙升到1比1500的银价，慢慢下降到了1比1200之下。
管理的第一步是调整汇价，伍秉鉴先是宣布降低公行收购制钱的价格，以此来影响市场汇价，从1比1200降低到1比1100，公行将按照这个标准，无限制收购制钱。由于公行的资金实力，定下的汇价基本上就相当官方汇率，目的是慢慢降低到1比1000的理想汇率，统一内部货币的比值。
公行铸钱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周琅没有按照铸钱工匠的建议，降低含铜量，但降低了整体的重量。
中国古代铜钱，都是有标准重量的，历朝历代有所不同，唐代的开元通宝通制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也就是一枚铜钱重1钱。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清朝通过增加含铅量，让制钱看起来厚重。但主要价值还是那些铜，所以周琅打算通过削减整体重量的方式，削减含铅量，达到节省铅，又不影响铜钱重要价值的目的。
周琅将铜钱比例提高到了铜9铅1的比例，尽管整体重量和大小都跟满清制钱一样，是1钱4分，但重量并不是保持不变，因为周琅铸造的铜钱，一枚面值两文。因为含铜比例是满清制钱的两倍多，所以价值反而是稍高于满清制钱两枚的。古代的制钱，基本都是一文钱的小平钱，偶尔有当十、当五之类的铜钱，也数量极少，往往在皇帝登基、大婚之类的日子铸造，属于纪念性质。周琅大量铸造两文面值的铜钱，也算是创举了。
周琅铸钱的目的，并不在于铸钱获利，而是为了给印刷纸币做准备。所以他铸造的铜钱一定要成色十足，比满清的制钱更有价值。
除了铜制钱之外，还开始铸造金银币。金银币的形制跟西方银元不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铢钱形制，也就是跟铜钱一样的孔方兄，由于中间有个方孔，又重达一两，所以通过水力模具压出来的银币，比重七钱左右的西方银元要大很多，也比中国传统的一钱左右的金银币大的多，简直就是一块银牌。金的密度接近银的两倍，铸造出来的金币，反而巧合的跟西方银元差不多大小。
之所以银币选择了中国传统形制，又以“两”为单位，除了考虑历史传承因素之外。还是为了方便今后更好的统一币值考虑，虽然乾隆年间大量银元流入，但流通最广的还是闽粤一带，也还不占绝对主流，内地基本上都是以银两和制钱来计价，对于银元还比较陌生，和珅家藏银上千万两，银元才只有几万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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