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理想主义情节可能不足，不够热血澎湃，但他更实际，他知道人心是怎么回事，人是猴变的，哪有不贱的。执政者的政策方针，如果不基于人性，而基于虚无缥缈的道德和理想，只会打自己的脸。
现在周琅看到所有人都在积极从商业中获取利益，他并没有像清高之人那样，大叹人心不古，他反而欣喜异常，因为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国内的情况就是这样，新兴既得利益阶层正在形成，新的商业文化正在出现。
但各种商业模式和商业制度，则远远的走在了前面，本来应该是这些商业阶层和文化催生出来的一些制度，反而是提前创造出来，反过来推动商业阶层和文化的成长。
这些看得见的商业制度，包括征税制，金融市场，都走在商业文化前面。
征税制不断的革新，最近一次革新是三年前，彻底完成了按照实际营业额征税的制度。
要完成这一步是不太容易的，需要政府财政部门打造一个系统的社会管理体系，否则就无法杜绝偷税漏税现象。
现在一家企业纳税，不管是工厂也好，商铺也罢，都必须按照实际营业额纳税。可是各家商铺的账本是他们自己记录的，谁敢保证真实性？为了偷税做假账古今都有。但如果有一个系统的监控体系，会让做假账的难度成几何倍增加。
在一个开始变得发达的商业体系中，但个个体的假账很难做平。因为他总有上下游的产业链，一家商铺进了多少货，卖出去多少货，可以做假账，但很容易查出来，除非他能控制整条产业链，让每一家相关单位都跟他一起做假账。
完成了对所有产业链的构造之后，周琅才完成营业额纳税的制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他可以做到对大数据进行基本监管，然后通过对比分析，来控制偷税漏税现象了。最早的实行领域是农业领域，全国的税赋集中到户部进行对比分析，那个县做了假账一目了然。
后来才推广到商业领域，一开始做假账被查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官府出台了严格而且规范的惩罚措施，一开始就是直接没收经营许可，罚没所有财产的重罚。这些年因此而被抄家的商人没有十万也有八万。甚至这两年有多达数百家的商业公司都因此而被没收许可。
在这种重罚，且没有姑息的情况下，做假账逃税漏税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然后一个个不知廉耻的商人，高调的宣扬自己的诚实品质。这就是诚信社会的真谛，不是人的素质高，而是管理的严格。后世多少跨国公司，在本国遵纪守法，到了监管漏洞多的国家，就肆意妄为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不乏贿赂中国官员的情况，在他们本国，就不会这么做。更有一些金融集团，他们的经理人在本国穿着体面的正装，常年出席各种慈善场合，可在非洲却杀人放火，颠覆政权，掠夺矿产，无恶不作。
这就是人性，趋利，而不趋善！
完成了税收改革之后，中国赋税已经毫无争议的是世界第一，是英国的三倍，高达3500万两黄金，折合英镑18000万英镑。
但英国人口才只有3000万出头，中国人口却已经高达4亿，因此人均税赋其实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一方面是英国的征税能力更强，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一个小小的英国，要维护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海军基地网络，就得付出这么大。为此英国已经开始征收大量直接税，直接税占总税率的比例已经高达3成以上，而中国依然主要以间接税为主，像遗产税、所得税、地产税这些税种，都没有施行。
可英国人每年60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却时常入不敷出，政府的债务缓慢增长，中国180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却能过做到结余。一个是中国的行政支出确实相对较小，皇权不下乡的传统，让中国的官府机构只设置在县一级，深入乡村的管理者，则是那些不拿工资的乡绅，宗族，通过十家牌法等制度，建立起了一套保甲制，周琅不但没有摧毁这套保甲制，反而继续加强。中国的人均官员比例，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行政支出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军费支出少，中国的海军规模是英国的两倍，但财政收入是英国的三倍，谁的军费压力大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西以黄金、白银计价的物价水平，早期中国的金银购买力是西方国家的五倍以上，因此中国手工产品显得十分低廉，这些年金银持续的流入，加上大规模开采黄金，中国货币其实一直在缓慢通涨，现在购买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但依然是英国的两倍，而且这个优势一直稳定了好几年，毕竟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大多数商品都能够自产，因此成本更低，理所应当比英国更低，表现在货币购买力上就更高了。
所以三倍英国的财政收入，购买力却是英国的六倍。在这种差距之下，周琅很不理解为什么英国人敢向中国宣战。他也不想费力去揣摩英国人的心思了，在这种程度的优势之下，周琅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没有丝毫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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