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王的监国之位已经稳坐了两个月之久，新监国的三把火也没有激起任何明面上的反抗，反而深得受益阶层的人心——
受害的富商阶层不敢反抗，同时又被未来的商人阶层地位上升的画饼所诱惑。同时贫苦百姓却能从废除三饷的善政中实打实收获好处。这就等于有钱人没反抗，穷人反而更拥护，局面可谓一片大好。
这样的局面下，福王再想折腾，希望是极其渺茫的。但可惜的是，其他人或许还有退路，但福王本人和刘良左是毫无退路的，他们断不肯坐下来乖乖等死。
就好像诸葛亮《后出师表》里那句名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面对五月初十这天，监国潞王再次派来凤阳的宣召使者，福王朱由崧又一次选择了强行继续称病，墨迹不前。
使者也没多废话，仅仅在凤阳观察了一两天，就回去了，路上走了三天回到南京，向上禀报清楚后，潞王便按计划派出了太医，跟使者一起，第三次去敦促福王来接受处理。
这样也算是给足了对方面子，并且昭示了朝廷冷处理、宽仁为怀的大度，也进一步争取了天下老朱家的人心——咱都请了三次了，便是古代那些伪君子，也就三辞而后受之，够宽容了。
五月十九，两名太医跟着使者再次抵达凤阳，这次福王索性来了个闭门不见，强行把使者驱赶了出去。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福王已经在准备狗急跳墙了，
他对着天下仅有的那些还跟他一样拖着不肯去南京周边的老朱家王爷，广发串联书函，就好像当初汉朝七国之乱前、吴王刘鼻串联诸王的那番操作一模一样。
福王在这封赶鸭子上架的昭告檄文中，主要是说了这么几点理由：
“虽传说先帝有遗言、通过懿安皇后之口传出，但懿安皇后如今却一直被沉、郑诸贼软禁在杭州。
潞王以叔凌侄，让本该享受太后待遇的懿安皇后屈居宫外，形同出家，可谓不忠不仁，且有阻隔内外、矫诏乱命之嫌。”
“且纵然先帝有遗言，命潞王监国，其本意也不过是为了在兵乱流离之时，托潞王暂摄局势，以待定王、永王南逃接位。
三月初监时，距定、永二王音信断绝，不过月余，南北阻隔，未能逃脱抵达，也尚有可能。但如今距离二王音信断绝已有三月余，便是数千里之遥，但凡活着也该赶到了。
何况关于二王的最后一条讯息，便是他们已死于闯贼残杀之祸。所以如今可以断定二王已没，先帝纵有助二王接位而暂设监国之本意，也已告竭。当今之计，自当以伦常远近重新论定、推举新君以安天下，岂可枉自篡改先帝原意、篡窃神器！”
最后，朱由崧当然也免不了指出潞王监国政权的最后一条罪状：
….潞王无后，且素来宽仁懦弱，绝无野心，此宗室之内，人所共知。如今却权欲弥重，残害宗亲，必是其婿朱树人挟监国所为。凡我大明宗室，自当诛除奸佞，清监国之侧，使之安心复为澹泊贤王。
这一条也没什么稀奇的，既然都要串联抗拒自保了，没借口都要找点借口，把潞王说成是被奸佞挟持的傀儡。
何况朱树人要是知道了，私下里也不会觉得冤枉了他的。甚至没人的场合，他也可以单独对着天地承认：没错！爷就是挟君奸佞，专门喜欢扶持懦弱傀儡，爷还是天字第一号窃国大盗！但谁让老朱家那些养猪王爷干不好呢！
……
朱由崧的串联，不可能做得非常隐秘。所以在一边称病抗拒、一边让刘良左疯狂备战防守的同时，他联络诸王的密信，也有十之一二被朝廷官员搜查截获到——
朱树人对这种事情是很警觉的，所以他在离开京城之前，就劝岳父要注意让地方官员监视诸王，尤其是那些抗拒不来的王爷。
朱树人回武昌后，沉廷扬好歹还在南京，哪怕他掌管的只是户部，他也会帮着儿子注意这些潜在风险，所以这项政策一直得以良好地执行。
截获这些串联信后，史可法倒也知道轻重缓急，没立刻在朝堂上正式公布，那样事情就不可挽回了，还会导致更多的王爷狗急跳墙。
所以史可法第一时间依然选择了只有三个人参与的小范围讨论，只把这些密报呈给监国朱常汸，并且让沉廷扬参与讨论，其他四部尚书第一时间都还瞒在鼓里。
这两个月共事下来，他也意识到了，朱常汸是个非常仁懦的王爷，什么事情都听下面的，自己绝对不会搞什么乾纲独断，而且听取阁臣意见时很谦虚纳谏。
跟这样的监国王爷做事，史可法也是渐渐得心应手，很喜欢单独奏对。
这次也不例外，三个人非常随和，史可法直接开门见山，把情况说了。
朱常汸闻言，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随后倒也很快镇定下来——因为对于福王侄可能会搞事情，他也已经有心理准备了，都铺垫了两个多月、前后派人请过两三次了。
此时此刻，无非是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了，让人心一跳之余，反而放松下来。
朱常汸悲凉地问：“史卿以为，如之奈何？可要立刻举兵伐之……唉，这两个月，北方局势日颓，听说四月份鞑子就杀到黄河边了，如今似乎已经越过太行山，杀入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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