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经互会”这个华约国家之间的外贸组织，始终采用一种非常奇葩的结算方式。
当时这些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都极度虚高。比如人民币对美元，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前期，一度按照1块美元换1.7~2人民币波动。
但到了黑市上，至少要拿出8~10块人民币，才能换到1块美元。官价和黑市价的差价一度有四五倍之多。
（不过跟后世的北棒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北棒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官价和黑市价，现在还相差17倍。而且北棒还没有外汇券，官方汇兑和民间用的钱长相一样。
所以现在去北棒旅游的人，如果有本事绕过旅游团的监视，偷偷找到黑市兑换渠道，直接跟北棒平民换钱，日常花销就能省17倍。不过被发现的话就会驱逐出境。）
但这却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整个经互会体系的国家，几乎个个都是按对美元虚高五倍来算的。那时候1卢布能换1块5美元（黑市上就3卢布换1美元），如果人民币的官价不跟着卢布涨，那跟老毛子做生意的时候就会巨亏。
于是就出现了华约阵营内部外贸都按官价、对资本注意阵营外贸都按黑市价的双轨制。（这也是为什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名义GDP并不比美国弱多少，因为它的名义GDP是按乘了5倍之后统计的。）
两套制氦机设备，卖出300多万卢布，实际上相当于130~140万美元。比本来拟定的80万美元一套对西方出口价，固然是打掉了15%的折扣，但总算还略有毛利，并不亏本。
何况还能摊销掉一部分前期研发费用、在订单中进一步磨合改进工艺流程。
顾骜算了一下，按照国家给的“研发负责人不低于0.5%创汇奖励”，再加上厂里二次分配的“2%技术团队奖励”，老爹估计能合法地拿到2万卢布。
2万卢布真按黑市价格，也就换成六七千美元。不过在1979年年中，却是绝对的巨款——“万元户”这个名词，还要到今年年底才会开始流行起来，成为一个都市传说。
顾骜第一次对政策有了些担心。
“直接发这么多钱，不会被人记恨吧？政策能落实么？”他私下里问包处长。
对此，包处长表示让顾骜一百个宽心：
“放心，国家不会这么没度量的，本来就是这次外事谈判前给的政策，就算收益超过想象，这个案子上也是不会变的。最多以后遇到同类情况，根据这次的经验做出点调整——
政策跟法律最大的区别，不就是修订的灵活性高么，但对于修订之前的事情，那都是不溯及既往的，要对国家的开放态度有信心！”
顾骜：“你是说，以后的对外技术出口，有可能改动‘0.5%和2%’这两个具体比例么？”
包处长老谋深算地笑道：“怎么可能吃相这么难看，那国家还怎么号召知识分子奋勇努力？最多是细化一下，按照阶梯比例奖励。最低一级的，说不定还会抬高一些奖励额，设个保底。不过再往上，那就说不定会降比例了。”
顾骜心算了一下，立刻明白了包处长的意思。
比如，本来是0.5%一刀切，如果直接改成0.4%，这是朝令夕改，有伤国家信用的。
但如果改成“创汇总额低于10万美元的，奖励1%，10~20万美元之间0.8%，20~50万之间0.6%，100万美元以上0.4%……”
那就绝对没问题了。
从定性上来说，这不是“取消曾经许诺过的福利”，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细化”，是有增有减、劫富济贫的。最后说不定就跟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一样了。
顾骜理解之后，心中甚至暗忖：这包处长，是不是曾经就干过制定这方面国家产业政策的活儿，所以那么熟练，都不用打草稿……
……
此后几天，顾骜给老爹单位打了电话，确认了家里的情况。
从老爹那儿，顾骜得知厂里果然把钱发了下来，没有任何阻挠。
只不过订单还没交付，北棒跟罗马尼亚人也只给了30%定金，所以奖金也只能先发30%，剩下的要等回完尾款。
也就是说顾家手头已经有5000卢布了。
除此之外，老爹说家里也拿到了一大堆的鱼子酱罐头和朝鲜人参，甚至还有些古巴的雪茄咖啡朗姆酒，所以让顾骜不用给家里寄东西了。
包处长给顾骜的这些奢侈品，都留在京城自己吃或者送人都行。
“爸，那这些卢布你打算怎么用？苏联货可没什么好东西买。”
没想到老爹竟是已经深思熟虑过了这个问题，直接告诉顾骜：“我问过了，可以通过外事订货、要一辆伏尔加小汽车——那东西在苏联要卖1万4千卢布。
我可以先给厂里交4000卢布，剩下的1万等设备尾款到了之后，从后续奖金里抵扣。厂里也鼓励这么做，一来外国人也希望少花现金、多促进卖货，二来厂里也想多赊一些、少押一点尾款。”
听说老爹这个决定时，顾骜也只能表示理解。
苏联车如果出口到西方国家，绝对是个亏得要死的坑爹货——因为西方国家得按照1万4卢布等于2万多美元的价钱，买这辆又颠簸又噪音还蚝油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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