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称“巴蜀”，境内江河密布、沃野千里，因而又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巴蜀四周有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秦岭为凭，相较于战乱频繁的中原地区，颇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闲适，太白一句“尔来四万八千年，不与秦塞通人烟”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但是，随着水路交通的发展，昔日的“天府之国”渐渐也被卷入了朝代更迭的漩涡之中。
蜀人安于闲适，没有争霸天下的野心，纵观历史，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是蜀人建立的。
蜀人安于闲适，敢于和任何想毁掉他们闲适生活的入侵者战斗到底，强横如蒙古铁骑也曾折戟钓鱼城下。
以致于明末的欧阳直公发出了“天线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感慨。
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七月十日，四川省刘主席通电请缨。
七月十三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寇拼死一决。
八月七日，刘主席在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八月二十六日，刘主席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四川百姓踊跃参军、劳军，一支支川军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也就是在那时，李四维随着队伍从成都出发，徒步走过贵州的崇山峻岭，走进了湖南，坐上了开赴淞沪战场的列车。
淞沪的战斗是残酷的，昔日的袍泽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一个个被戏称为“吊儿郎当双枪将”的川军将士永远地倒在了淞沪战场上，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诠释着川人的血性。
淞沪会战打到十月底，败局已难以挽回，淞沪危急！南京危急！
十月二十九日，委员长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委员长对外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宣言一出，四川东面水路要道上的重庆自此便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昔日的天府之国自此成为了抗战大后方。
阔别将近四年，李四维再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可是，抗战还没有胜利，那些一同出川的袍泽大多都永远回不来了，他也未曾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川。
纵马穿过川东北的崇山峻岭古道雄关，驰入了辽阔的川中平原，此行的目的地已经遥遥在望，可是李四维牙关紧咬、目光坚毅――抗战未胜，绝不苟安！
七月的蜀中酷暑难当，但一望无垠的平原上已经隐约可以闻到丰收的气息了――玉米已枯了须，稻子已抽了穗，绿油油的菜园子瓜果菜蔬正结得多……农人顶着草帽冒着烈日正在田地里忙碌，听到大道上的动静也会抬头望过来，投以艳羡的目光和善意的微笑。
大后方的乡村景象让一干面容疲惫的将士也露出了笑容……只要后方能得一份安宁，在前线的血就没有白流，倒在前线的兄弟们就没有白死！
抵达目的地之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昔日的蜀中古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一幅幅标语却依然能看出川人的血性――“少吃几顿饭，也要支援前线”，“川人不死绝，就要把小鬼子赶出国”……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前进的方向都是那一幅幅标语下的募捐箱，打扮时髦的富家太太去了，衣衫褴褛的乞丐也去了，须发皆白的老者去了，稚气未脱的半大小子也去了……富太太扒下了身上的首饰，乞丐倒出了碗里的零钱，老者掏出了层层包裹的手帕，把大小子放下了还没有握热乎的零花钱。
训练团并没有停留，李四维也只在路过城门口时，浮光掠影地瞥到了这么一幕场景，他们的目地地在御河隍城之北的北较场。
早在三五年十月一日，国民政府便在成都设立了军校，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正式开学，三八年一月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
三七年南京沦陷前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经三峡夔门关入川，在铜梁整训将近一年，于一九三九年进入成都，与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合并，本部驻地就在北较场。
北较场很大，营墙巍峨，布局整齐，校舍区房屋俨然，校场上器械齐全。
当然，相较于李四维前生就读的大学，这里就显得简陋了许多。
进了学校自有人接待，安排好住宿，众将便被领进了一间教室。
三十多个团长纷纷入座，都是带兵打仗的人，虽然平日里和手下的兄弟们说说笑笑十分随意，但此时却是个个坐姿端庄，神色肃然，就连一向大咧咧的廖黑牛此时也挺直了腰板绷紧了脸。
“啪嗒……啪嗒……”
不多时，铿锵的脚步声响起，一个中将军官便昂首挺胸地走了进来，径直走上了前面的讲台。
军官在讲台上站定，站得笔挺，目光炯炯地一扫众将，轻轻地将腋下的文件夹放在了桌上，紧接着，“啪”地一个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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