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雄地区的办公室里，张明澄厂长一直在认真地打着稿子。
“且说在1610年，肥前日野江大名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发力将耶稣号击沉，晴信以此向幕府表功，并且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希望大八能够帮忙进言，恢复有马氏的旧日领地。
然而冈本大八不太讲究了，他接受贿赂却不肯办事，有马晴信越等越急，愚蠢地直接越过大八去催促本多正纯--贿赂事件就这样暴露了。
那幕府可是真反腐，而不是去借机打击异已分子。此时。他们内部还没形成不同的帮派呢。
幕府将冈本大八打入大牢，在双规期间严刑拷问，大八反咬一口，供出有马晴信勾结传教士和西、葡商人的诸多不法事。
于是幕府将冈本大八判火刑处死，将有马晴信先是流放到甲州都留郡，进而勒令其切腹自杀--身为天主教徒的晴信不肯自尽，命令家臣将自己刺死了。
以这次冈本大八事件为导火索，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反感变得更加强烈，不久后就下达了第一次‘禁教令’，在幕府直辖领地和有马氏的旧领中严禁传播和信奉天主教。随后又接连两次扩大了范围和打击力度，这就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锁国’体制。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这个锁国体制刚刚开始不久的时期，正如汉唐集团日本计划中所确定的那样，我们需要鼓励和帮助他们更加严密地发展这种态势，使得他们从思想、宗教方面生发开来的禁锢更加扩大化……我们肯定不会打断历史的正常发展，只是要使他们这种正常的历史发展，带上我们所主动施加的影响烙印……这要比我们仅仅知道历史，却被动性地任其自由发展好一些。
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希望大家就此讨论。
正如历史资料中记录的那样，幕府将这种思想宗教迫害扩大为贸易限制，葡萄牙人首先遭到驱逐，然后是英国人，最后在1624年严禁西班牙船只来航。
日本船只除朱印状外，还必须得到“老中奉书”才许出海，居住在外国的日本人也一律严禁归国，归国即处死。
日本就此基本断绝了南蛮贸易，唯一例外的是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设置了分公司，向幕府保证绝不传播基督教，同时荷兰商船一到日本，商馆馆长立刻向幕府提交《荷兰风说书》，报告海外情况。
现在，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荷兰这个商馆已经完全瘫痪，几个商务员和十几个本地的雇工已经完全解散，不知踪迹。
但这个时候，即便是荷兰人也只准在长崎的出岛建造商馆，而不得踏入日本内地一步，就连明大陆来的商船也只准停泊在长崎港，可以说，整个日本只有长崎一地是半对外开放的，相当于当年的深圳了……幕府通过直接统治长崎而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
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维持了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这给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庄园制时代略好一点的社会环境。
但是，德川幕府所改组和强化的日本封建制度，仍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严格的身分制度把每个人都死死地固定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从各种分析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搞的海外贸易并非要民间贸易自由发展从而走上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其范围只限于由极少数幕吏、大名、特权大商人所把持的官方贸易，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就立即加以取缔或限制。
在这一点上，我们汉唐集团不能单纯地等待他们派出朱印船出来拿，而是要考虑如何主动上门送……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到底送什么，我本人还没有想好……
同时，这日渐严重的宗教迫害也产生另一个结果。
还是那句老话‘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惊世骇俗的‘岛原、天草之乱’就在这种禁教锁国的情况下爆发了……直到后来幕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把这个反抗活动镇压下去……
目前，仅在高雄地区，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一共发现了三百七十二名日本人，他们都是信奉天主教的男女老弱，是在日本发生岛原、天草之乱’时期逃离的，算是日本的南逃人员吧……他们其中有一些是在我们攻打热兰遮城时，后期逃跑到这里。
据交代，他们来这里最久的时间超过了二十年。他们一直以打鱼为生，也种植一些水稻，平常生活比较清贫，但按时向荷兰人缴纳各种税收。
他们与本地的明人和土著的关系尚好……我个人认为，赤嵌的农业发展模式不适用于这里……他们目前大多在采石场工作，工作态度比较认真，远比本地的一些土著要好。当然，由于体力原因，工作能力还是比不上白人。
就日本本身来看，他们目前的日本德川幕府，正是在德川家光的管理下。
早在1632年时，他的父亲德川秀忠去世以后，他全力解除了二元政治，通过顶层设计的方法，真正完全实现了由幕府将军亲自执政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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