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湖大战之后的中原大地上，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刘福通在开封决定兵分三路，发动北伐，兵锋直指大都。
刘福通在宋军的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这三路北伐军是：
东路军以毛贵为统帅，由海州出海，乘海船登陆山东半岛，先后攻克胶州、莱州、益都路、般阳路，北上沧州、柳林，直逼大都。
中路军以关先生、破头潘为统帅，从山东曹州出发，西进山西，先后攻克雁门关、大同、上都（和林），从北面威胁大都。
西路军以李武、崔德为统帅，在潼关与元军反复拉锯，后来刘福通又派出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将领西进增援，破武关，先后攻克商州、蓝田，前锋直指霸上，西安在望。
徐寿辉也没闲着，自从猛将倪文俊攻克沔阳，将他从黄梅的萝卜园迎接到汉阳之后，他改元“太平”。猛将倪文俊先南下攻克了常德、醴陵、衡州，又北上攻克了陕州，乐得徐寿辉给自己立了一块“无敌碑”。徐寿辉又派兵进入江西，准备破昱岭关进入浙江、破仙霞关进入福建。
在另外两大对手纷纷开疆拓土的时候，张无忌只是将淮南、浙江纳入自己的名下，就停止了进攻的脚步，张无忌的“首都”金陵与敌对势力的地盘只是隔着一个邓友德坐镇的太平府。
张无忌正在做的事情是“种田”。
不“种田”不行，蒙古人虽然爱钱，但是根本不会弄钱，于是将始于五代时期的包税制发扬光大了，大量的色目商人进入中原，承包了税收业务。
所谓的“包税制”，就是包税人向政府预付一年税款，获得某种税收的征税权，这本来是为了节约小税征税成本的简易征税法，但是被蒙古人扩展到了所有的税种。
包税人向大都缴纳一点点的钱，取得包税权之后，就在自己的“领地”内横征暴敛。蒙古人反而背上了“残暴”的黑锅。
所以，也就出现了历史上每到王朝末年都必然出现的景象——政府税收不给力，人民负担压断肩。
“包税制”对农业、工业的生产危害极大，因为承包人只包了一年，当然要竭泽而渔，根本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意愿。
张无忌的“种田”方式不同于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而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办法：
一、强制收容流民。由于黄河泛滥，淮北流离失所的民众很多，这些人既是宝贵的社会劳动力，也是可怕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张无忌将这些人收容起来，让他们开垦“荒地”——很多地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人为抛荒的。张无忌并没有搞“谁开荒，谁所有”这样的“德政”，而是要求这些人，开荒之后不用交税，但是土地不是你的，别想着能霸占成为自己的，随时准备下一年走人——送到吴洲去。
二、开展工业。张无忌当然知道工业的厉害之处，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张无忌把那些大型纺织户找过来，以借钱或者入股的方式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
张无忌不是没想过开金手指，但是开金手指的效果实在太差。
张无忌虽然搞出了火药，锐金旗也在张无忌的指导下开发出了燧发枪，但是生产效率实在太坑爹，所以张无忌仅仅只装备了一千不到的火枪兵，他大笔一挥全部划给烈火旗了。
张无忌也试过“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结果发现，现阶段搞这个东西那就是神话，他手头的那些工匠根本就做不到“标准化”。没有合适的量具，没有相应的机械，“标准化”那就是个笑话。同样的配件，一个比另一个大一毫米，那就完全不能通用了。
张无忌只好留下“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的概念等待后人去发现，自己的工坊里面继续搞着效率并没有提高多少的“分工协作”。
当然，张无忌也在工坊里面搞起了“泰罗制”——选择最好的工人、制定工作定额、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最重要的是提高工人的地位。
张无忌的“种田”还是卓有成效的，苏州、杭州产出的丝绸，松江府产出的棉布，浙江南部出产的茶叶，给张无忌换回了大笔的财富，也吸收了大量的“失业人口”。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张无忌的各种政策，但是张无忌的态度是，你他妈造反啊！
张无忌对待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方法十分简单粗暴，以前是发往马鞍山铁矿和淮南煤矿强制劳动，后来直接全部流放到台湾。
张无忌从来不相信强制劳动搞不出工业社会，人类希望国消灭奴隶制之前就是工业社会了，没有道理中国不行。
对于那些没有劳动力、也没有家人的老人和小孩（数量不多），张无忌采取的办法是，老人强制送到各个佛寺、道馆供养，小孩则全部送到张无忌开办的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听名字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小孩中聪明伶俐的，张无忌就直接收养为义子。
张无忌不主动开疆拓土的原因还有一个，元廷还没有彻底乱起来。
元廷有着和历史上所有夷狄建立的国家同样的毛病——皇室不稳，董卓辈出。
在忽必烈时代，元军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探马赤军、禁卫军、汉人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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