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们本来想趁着溥伦弹劾私立经世大学的由头，大闹一场，以期达到废除学堂的目的。结果看到最先上奏折的周树模，被发配到瘴疠之地广西上林为县丞，顿时偃旗息鼓。至于他们心里是怀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还是另有图谋准备东山再起，这就不是孙元起所考虑的了。
在这一场偌大的风波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之后，孙元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学校门口的绿地上，竖起一座日晷，底座上镌刻着杨守敬手书的四个擘窠大字：
行胜于言！
“是的，行胜于言！”
在日本东京都弘文学院的一处僻静小亭子内，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用浓重的吴越方言，铿锵地对着周围二三十位绍兴同乡说道。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充说道：“自嘉道咸同以来，我中华即有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我中华民族时时面临着被灭亡的危机，而旧文化的陈腐窳败已充分显露。救亡图存，乃是我辈最应当考虑的问题。如何去做？行胜于言！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青少年，应该不顾俗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而不该在国内日日诵读四书五经，笔墨余暇，坐而论道，说几句牢骚话！”
“豫才君，你先是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如今又来日本游学，怕也是抱着探求强国新民之路的志向吧！”边上一位浙江老乡打趣道。
原来，最先发言的青年，就是我们后世熟悉的鲁迅——哦，对了，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鲁迅”这个人，只有一个叫做周树人的年轻小伙子。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远远没有堕落到尖酸刻薄、“看几篇不实报道，写几篇骂人文章”的地步。
周树人没有回应友人的打趣，继续说道：“我等读书人，舞不动刀枪，造不得炸弹，如何救亡图存呢？敝人虽然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任公提出的新民说却非常赞成。要拯救我中华于危亡，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这就涉及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在改造国民性之前，我们要弄通三个问题：首先，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其次，我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后，它的病根何在？只有明白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予以匡扶和补救！”
周树人的同学兼好友许寿裳在一旁接话：“我觉得，无论如何匡扶补救，其落脚点终归在教育一途。如果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和清政府的官办教育相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政府的教育是尊古的、停滞的。即便现在大江南北推广孙百熙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和思想都是顶新的，奈何老师还是旧人，只知道尊经尊孔，便把好好的正经也给念歪了！所以，我们要想救亡图存，必须以翻江倒海之气魄，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用全新的思想，从内部对该种官办教育给予彻底破坏，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教育，使儿童从幼时起就接触现实社会，使其能自出能力、自辟新境，具有自主自治、独立人格的精神。国民性自然幡然一新，毋庸零敲碎补地改造！”
“这主意不错！”同是绍兴籍留日学生的陶成章点点头，“儿童便有如洁白的生蚕丝，染于墨则黑，染于靛则蓝。如果从幼儿时候教育起，相信国民面貌必然大为改观！只是我等二三十人投身教育，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我们不如以公开信的形式，直接致信故乡人民，鼓吹年少之士亟宜游学，呼吁有志之士到日本寻求、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回国之后共同投身教育，进而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对！”“好！”周树人、许寿裳、经亨颐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就像豫才刚刚说的，行胜于言，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拟好公函。这公函，不能单单是口号、议论，还要详细介绍留学方法，包括可读的学校、宜学专业、所需费用、赴日旅程，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经亨颐补充说道。
一群年轻人顿时忙碌起来，很快取来笔墨纸砚，围着陶成章、经亨颐，开始撰写《致绍兴同乡公函》。你一言我一语，经常为某个字的当与不当，而辩论上半天。
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许寿裳和周树人在人群外聊天：“豫才，你的《斯巴达之魂》，翻译好了么？”
“哦，快了，总要再改改方好！”周树人答道。
“我们浙江留日的学生，办了本刊物，名叫《浙江潮》，我看你可以发表在那上面的。”许寿裳建议说。
“哦，到时候再说罢，或许别人看不上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中的纸烟。
许寿裳不放弃：“豫才，我看过你的文字，知道你的笔是极有灵性的。就像你写给我的那首《自题小像》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觉得那是极好的。你可以时常写写文章，向文学一途发展，也可以借此来警醒国民，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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