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孙元起问话，三个小伙子一齐看向了魏镇雄。
魏镇雄满脸微笑：“迫击炮结构简单，经过初步核算，每门成本应该在70到80两白银。但作为一种具有优良性能的新式火炮，能在近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售价纵然不及马克沁机枪，想来也相差不远。也就是说，迫击炮至少有十倍利润。
“我等在归国之前，已经把迫击炮涉及的相关专利在欧美日各国注册。如果和百熙先生合作的话，我们将毫无保留，把专利权转让给北平铁厂。我和任之（吴健）是金属学会的，国臣（刘庆恩）和仪亭（沈凤铭）是兵工学会的，都会全力协助北平铁厂调试好生产设备，确保迫击炮正常投产。”
俗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必盗。他们几个小伙子耗费心血研制出迫击炮，跑了数十个国家注册专利，然后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献上图纸，难道只是学**做好事？时空管理局可没批准**同志穿越到清末的申请。
见魏镇雄闭口不说利润分成的细节，反而大谈特谈迫击炮的好处，孙元起有些忐忑：顾左右而言他，这是所求者大啊！
既然你跑题，难道我就不会么？看谁最先沉不住气！
孙元起开始满嘴跑火车：“如果北平铁厂有所盈利的话，利润除了部分留作扩大再生产外，将主要用作教育经费，培养中国工科人才，重点扶持钢铁和兵工方面的技术研究。
“对于尖端的技术研究，经世大学有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目前已经建有钢铁、发动机等多个研究所，不用另外筹建新的机构。但是培养工科人才，却必须有专门的学校。
“敝人从事教育多年，发觉现阶段的中国可能更需要熟练的工人、经验丰富的技师，而不是研究艰涩高深理论的科学家。换句话说，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可能比综合性研究大学对国家更有用。”
二十一世纪初，但凡与教育有交集的中国学者，脑海里都会盘旋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学校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吗？大家不要忘了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学森等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但这些人都是在建国之前培养出来的，所以问题应该修正为：
为什么建国之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如果公知、精英看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把它归结到体制上来。事实上，他们这回说的没错，确实是因为制度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人才培养带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色彩。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博学通才，而是为国家培养具体的、有用的专门人才，比如工程师、医生、农业专家、技术人员等。
为此，在1952年到1953年间先后拆分了一大批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像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都在劫难逃，进而建立起一批以专门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院系大调整”，也是很多高校把1952年作为建校元年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诞生了一大批著名专业院校。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北京学院路的“八大学院”：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
培养杰出人才，就跟小孩捏泥巴一样。民国时期高校的博学通识教育，是把一群小孩领进大师作品展览馆，然后随便这群小孩怎么折腾，学不学自由，跟谁学也自由。千儿八百小孩中总有几个天资聪颖的，在大师熏陶下自己也成了大师，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建国后的专门化教育，则像把一群孩子领进制陶工厂里，老师手把手地教道：“今天我们捏小板凳，第一步先把泥巴拍出片状，……”在循序渐进的培养下，泯灭了天才与凡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最后所有孩子不分资质都成为熟练的工人，做出碗、陶罐、茶壶等日用品来，却没有谁能成为大师，烧制成大师级作品。
你是不是要唾骂这种限制个人自由发展的教育体制？不过我劝你在开口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它为国家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众说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要知道在1949年之前，中国工业还是积贫积弱的，为什么能有今天的局面？除了苏联援助的156项重大工程为我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框架，就要感谢专门化教育为各种工业提供充足而优质的技术人员。没有他们的牺牲，中国现在就是第二个印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突飞猛进，专门人才开始出现过剩。而且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发展，也迫切要求在科学和文化上出现杰出人才，作为新时代的灵魂人物，于是“钱学森之问”应运而生。与“钱学森之问”同步的，是各大高校开始了“综合性大学”发展之路，像传统的理工名校清华、北航、北理都有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著名的文科大学人大、北师也有了理工农医的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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