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孙元起口中所说的“称兵作乱”，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二次革命”。
现行的历史课本上往往把二次革命的根源归结为袁世凯违背《约法》，专制独断，戕害革命同志，国民党和孙中山成了被迫反抗的受害者。二次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索为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案，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早在民国元年一月袁世凯与黎元洪接洽和谈之时，《民铎报》上就已经有人借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第二革命”的可能性。
当时南北双方刚刚在汉口血战一场，表面上看各自都是战意十足，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携着战胜之威，大有“灭此而朝食”的气魄；革命党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外，还有南方各省渐次来援的友军，也声称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尽管两下都叫嚣得厉害，今天你发一个最后通牒，明天我发一个战前动员令，仿佛大战一触即发，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再打的心思。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刚刚起复不久，北洋六镇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不知被满清皇族安插了多少暗桩，而且在后勤、外交上要受制于清政府，为了避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便他有能力剿灭革命党，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采取了养寇自重的策略，在长江边停下了脚步，一边清理整顿北洋旧部，一边与朝野各势力、各国公使联络，积极夺取北方的政权。而对南方的革命党，自然要以安抚为主。
对于革命党来说，别看他们嘴上时刻挂着“北伐”二字，其实汉口一战早把打得他们魂飞魄丧，连沙场宿将黎元洪都闻风遁逃，何况其他人？败兵还要收容，伤兵还要医治，新兵还要训练，援军还要磨合，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再战。他们态度激烈，未必是真心反对议和。这或许正好印证了“咬狗不叫，叫狗不咬”的俗语。
而且在当时，很多革命党人都衷心服膺民主制度，并对自己的革命主张得到全国民众支持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在武力对抗不占优的情况下，采取和谈，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夺取政权未尝不是一条终南捷径。宋教仁就是这类人的重要代表。
就像孙元起之前和孙中山说过的：“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在袁世凯掌握优势兵力的前提下，任何企图夺权的谋划都是徒劳。从南北和谈达成到二次革命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党曾尝试过各种手段想要执掌中央大权，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次次失败中，革命党也一点点重新燃起武装夺权的念头。
而在南方，当初为推翻满清政府出生入死的革命党人，现在生活依然困窘；曾经参加辛亥之役的革命士兵，很多被政府勒令解散卸甲归田。这些人心里早就愤懑不平，在经过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煽动，革命再起的风潮越来愈紧，这需要一粒火星就可以变成燎原大火。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的起因，说好听点的，是因为之前的革命不够彻底。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革命党人还没有捞够好处。
袁世凯对于二次革命的态度也颇堪玩味，一方面他想招抚革命党人，让国家保持和平稳定；一方面又想长痛不如短痛，不如现在用武力一举荡平南方，以免后患无穷。随着革命党人步步紧逼，“二次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他开始渐渐趋向于用武力解决。
武力解决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尤其是对于拥有中国最强大兵力的袁世凯来说。然而个中滋味，只有袁世凯自己才能体会到。
首先，他的军事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尽管他麾下的北洋精兵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机动性，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总数只有八万人左右。他这八万人除了要拱卫京师，还得驻扎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能抽出南下的部队并不多。南方军队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政治上也难以步调一致，而且训练不足，根本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但在数量上却比北洋军多出几倍，“蚁多咬死象”的道理袁世凯还是懂的。如果南下的军队太多，不排除孙元起在鏖战正酣之际派兵直扑自己腹地的可能。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兵力短绌，那就扩编军队嘛！袁世凯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面临着第二个难题：财政困难。
扩编军队哪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人吃马喂、每月饷银、枪械弹药、军装被服，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养这些兵已经费用巨万，打起仗来更是个无底洞，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就大把大把往里面填真金白银吧！清朝末年以全国的财力供养政府军队、支付各国巨额赔款尚且会出现亏空，现在国家形势更加衰弊，支付外国赔款一分没少，军队数量又远超前清，再加上各省不断截留税款，中央政府的财政怎么会不困难？所以自民国元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以举债度日。
还有一点就是，打仗并非袁世凯、革命党、孙元起三方的事情，也关乎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战前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也得是默许。在袁世凯看来，自己能够得到英国公使的鼎力支持，孙中山旁边站着的是日本人，孙元起背后则有美国的身影。最浅显的道理，日本人在孙中山身上压了那儿多赌注，结果你袁世凯把他打得灰飞烟灭，日本人找谁要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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