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一艘船十个墓”，以前王辰浩不知道这句话，如今经过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之后，他才深刻的感觉到此言非虚。
经过两天的紧张打捞工作，南海一号沉船总计十五万余件文物，刨除下沉时毁坏和流失的以及打捞时人为损失的，最终被打捞出水有十二万三千四百多件，其中宋瓷占据了一大半，基本上都是宋代定、汝、哥、钧和景德镇五大名窑所产，瓷器在造型、釉色和装饰上均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任何一件拿出来都是精美绝伦价值不菲。尤其是出土了上百件“出身尊贵”的瓷器，均出自宋代五大名窑。单件价值最高的是一对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瓷玉净瓶，国内仅此一对，乔玉瑛给它保守定价就达六百多万两。还有福建德化窑系的白瓷挽花瓶和福建瓷灶窑系的绿釉碟、碗及浙江龙泉窑系的青瓷，均是稀世珍宝。
经过乔玉瑛和其他几个鉴定师傅们的初步鉴定后，这批宋瓷总共价值约两亿三千多万两白银。这是在不考虑市场承受力的情况下的价值，如果一次性出售估计只能卖到八千万两左右。
王辰浩通过乔玉瑛了解到，这批宋瓷全部以高价格出售出去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乔玉瑛给王辰浩出的办法是第一批先出售三万件左右，可以给他带来五千万两左右的收入，以后在根据市场需求每个月都少量流出一批，直至全部售出为止。
但王辰浩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希望短期内能够套现大笔资金，因此准备在国内一次性销售三万件，剩下的拿到欧美去销售，这样可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除了瓷器外，其余是一些金、银、铜、铁类器物以及两万余枚南北宋时期铜钱，这些金属物件被放置在单独的一个特制的小船舱内（古代的保险柜），大多数用作远洋采购货物回国之用。
从已经打捞出水的两万多枚古铜钱看,北宋的居多,小部分为南宋时期,其中最晚期“绍兴元宝”属南宋高宗年间。就此判断可知“南海一号”古船的沉没时间不早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距今约800年左右。不过，这两万多枚铜钱对于王辰浩来说没有太大用处，这个时代的人们收集古钱币的兴趣几乎为零。
金银物件基本上都是金条和银元宝形式，首饰类几乎没有，因此直接在船上架起锅将其融化，然后以金饼银饼形状进行保管，约值两万两银子左右。但和庞大才瓷器利润相比，这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由于王辰浩的古董销售渠道仅限于天津古董行，如此庞大的古董出售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大型古董行协助才行。乔玉瑛在这方面有熟人，她提出希望王辰浩把国内的古董销售权交给她家打理。
王辰浩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乔玉瑛的父亲乔致远有自己的钱庄和古董行，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加上乔玉瑛个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威望，交由她家来打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王辰浩于是同意了乔玉瑛的请求，并同她商定了合作规矩。乔家负责在上海、广州和天津各筹建一座大型拍卖行，而王辰浩将他所得古董交由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而作为回报，乔家只收取一成基本运营拍卖费，并负责宣传。而成交以外利润则有拍卖行占七成，王辰浩占三成。总体来看，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交易。王辰浩可以不用担心他的古董卖不出去，而乔家也借着这个机会，利用王辰浩手里的大批古董一下子打响名号，开创另一番事业。
王辰浩同乔玉瑛议定合同规矩后，二人之间也有了共同利益，配合起来也融洽的多了。
隔天，王辰浩的船队驶抵香港码头，在那里进行食物和淡水补给。考虑到南海一号的十几万件古董已经占了底比斯号大半个载重吨位，王辰浩当初的方案准备不够，他需还得需要一艘专门的运输船。于是他从香港给北洋陆军练兵衙门（原直隶新军陆军衙门）发去电报，命王士珍在天津租借一艘大型运输船补充船队。
王辰浩视王士珍为心腹，因此南海一号宝藏的事情也没有瞒他。王士珍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大喜，发电报告诉王辰浩这边一切正常无须担心。同时王士珍跟天津德商洽谈之后，租借了一艘速度较快的载重一千两百吨级的运输船——希伯来号。王士珍作为谋士考虑的很周全，他担心王辰浩的船队载着大量值钱东西恐遭海盗尾随袭扰，因此他利用职务之便从第一镇新军中抽调了一个连的兵力搭乘希伯来号，以加强王辰浩的船队安全。
王辰浩的船队在香港停留了半天后继续启程。按照计划，王辰浩的下一个目标是位于西沙的华光礁1号。不过，当他的船队一进入南海便遇上了大风巨浪天气，使得原本的打捞行动取消。
王辰浩试图等一天看看情况，结果天气依然没有好转。透过驾驶室，王辰浩凝望着眼前的茫茫大海，远处的岛屿在风浪里挣扎着，很快王辰浩的视线已经被高高的海浪和漫天的水汽所遮蔽。
当年的华光礁1号就是碰上这种恶劣天气，为了躲避风浪而靠近小岛停靠结果触礁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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