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工厂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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