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传至弘光朝时，已经是风雨飘摇之态，由于马阮当权，江南之地又是东林的大本营，所以士绅对于弘光朝廷的所作所为，非议甚多。
晚明以来江南经济发达，人文思想兴起，甚至还出现了批判儒家，为商人阶层代表的李贽，其所著《藏书》、《焚书》，开历史之先河，这是整个时代，都在变化的预兆。
彼时一部分士人任然坚持忠孝节义，一部分人则从新思量，君与臣，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存在大批觉得朝廷腐败，君主昏庸，那便隐居于野，不出仕的士人。
明代传统的儒家文化，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现在一小部人觉得，朝廷黑暗君主昏庸，那我便辞官归乡，选择不仕，这就与儒家经世治国的思想有些不太一样了，似乎又追溯到了先秦时代，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样的话，在先秦可以讲，但自汉之后，却就不能随便乱说了。
从新审视君臣之间的关系，甚至君与国与天下的关系，这是晚明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也是东方的文艺复兴。
士人开始质疑君权，各种思想流派的冲击，必然使得士绅阶层，在思想上十分混乱。
在清军南下之前，不少人已经感到国有倾覆的危险，时人陆云龙与有人相谈议论时事之际，便曾言：“似乎要败。”
不少人，已经看到了大势，但却并没做出什么挽救之举，在他们看来，或许满清此来，不过是王朝更替，更似北魏、辽、金，即便占据中原，依然要行汉法，学汉字，办科举，最后彻底汉化。
思想上的变化，冲突，使一部分人不在过分看中忠君之事，所以在弘光朝廷骤然土崩瓦解之时，江南之地并没太过激烈的抵抗。
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奈之中，投靠清廷，以此来企图保证自己或者家族的既得利益，而另一部分则选择坚持传统儒家教导，自裁保持名节。
满清入侵之时，正是大明士绅思想混乱之时，而混乱就意味着力量分散。
南都失陷后，死了一批士人，官职最高者乃东阁大学士，高弘图，此后剃发令出，另一部分则恍然大悟，原来满清不是北魏孝文，不是辽、金，满清根本就没打算融入华夏。
衣冠发服，民族之信仰，一部分觉得大明朝不怎么好的士绅，这时也挺身站了出来，不惜以血肉之躯，来护卫汉家衣冠。
江南之人不愿剃发，又死去一大批士绅，其中以嘉定、江阴为最。
江南士绅之中，还有一批已经剃发降清的存在，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另有所图而投降清廷。
起初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以为投降满清之后，可以获取荣华富贵，自身的才能依然能够在新朝廷之中得到施展，但很快他们便逐渐发现，事情与他们所想，简直南辕北辙。
清朝统治江南之后，江南之地出现了很多以“遗民”自居的士人，他们之中没有剃头的恐怕绝无仅有，但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是反清复明的。
投降清廷的官员之中，这样复杂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们很快发现，在大明朝时，他们能提不同意见，能骂皇帝、骂大臣，而到了大清，就只能“主子圣明”，“奴才遵命”，“奴才该死”了。
之前能说的话，不能说了，能写的字不能写了，能看的书不能看了，能作的诗不能作了。
一些对清廷抱有幻想的降臣，这才反应过来，满清原来是要亡我文化，亡我思想，于是呼，立马又退隐一批。
钱谦益无疑是这一批之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在北京大半年，回来之后，思想上已经发生转变。
陈子龙来找他筹措军饷，这让他心里及高兴，又有些惶恐，他高兴的是，江南的复明势力愿意接受他这个屈膝投降之臣，他惶恐的则是，一旦与清廷作对，他今后就再也不可能安逸的生活。
钱谦益这样一个身受儒家教育之人，他有他的小心思，但同样心中也怀有一份家国情怀。
彼时，他在清廷之中不得志，辞官回乡，又有大批的门生故吏，投身到抗清的事业之中，他心中岂会没有想法。
钱谦益答应了陈子龙的要求，但两万大军所需要的银钱，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一时间也拿不出多少银子出来。
待送走陈子龙，约定时日和暗语，再派人来取银之后，钱谦益独步走上书楼，他为士林领袖，他好古书、书画，家中现银不过，他便只能靠这些事物，来换些银钱了。
以前钱谦益是士林领袖，东林锯子，但如今东林基本烟消云散，而他昔日的好友，也多愤于他降清之事，与他决裂，他空有宝物，也难以售出。
这时他忽然想起，他有个弟子，虽然学业不精，但家中却颇有余财。
其实一般的大儒，也多会收一两个这样的弟子，毕竟东林锯子也需要养家，每当手中银钱紧缺之时，便可卖给那弟子几副随手所作的书画，他能得利，而富家弟子亦能的名，可以混迹于名士之流。
钱谦益取柳如是时，要为她盖我闻室，手中无钱，便卖了一幅书画，给了那弟子，换了五百两白银。
这时钱谦益急欲筹钱，却又再次将那弟子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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