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月一日起，得知红军在所有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区交界处都发动猛烈攻击的消息后，英国政府就意识到情况不妙。
当天，英国政府就在议会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言论，声称大英帝国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改变长江下游地区的力量格局。随后，驻扎在上海的长江舰队四艘主力舰：塘鹅号、燕鸥号、猎鹰号、飞蛾号以及香港调回的鹞鹰号全部出动，逆长江而上，以“护侨”为名，驶往正变成战区的安庆进行武力威慑。
塘鹅号事件后，英国增强了远东舰队的实力，把飞蛾号和鹞鹰号都调到了上海。同时在上海租界的驻军也增加了一千人。
英国人的行动不可谓不快，六月一日发表声明，六月二日五艘军舰就一齐出发，六月四日就到达安庆外围。
遗憾的是，南庆国民政府的军队比想象中更加不堪。在英国人到达前的一天，安庆守军在天上飞机火乍，地上大炮轰，江上舰炮打，水陆空三方面的联合招待下，只支持了三十六小时就扯旗投降，来迟了的英国人，连给他们“收尸”都没赶上。
关于外国势力下场干涉中国红色革命一事，红军早有准备和防备。英国人的长江舰队才刚刚离开上海，位于武汉的红军总部就得到了消息。
六月四日，由塘鹅号带头，五艘内河炮舰排成一串直线的一字长蛇阵，出现在安庆城外的江面上。
英国驻中国长江内河舰队的司令官梅登站在船头，遥望着不远处的浓烟未熄的安庆。
和国内那些喜欢打嘴炮，叫嚷对红军开战的国会议员不同，梅登司令并不是冒进的鹰派人物，相反，他甚至是反对这种将船开到安庆示威的作法。
“那只会是自取其辱！”
离开上海前，他很明确地对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爵士道。（注：历史上英国和中国，要到1935年9月后才建立大使级关系，前面都是公使级。不过这个位面因为《伦敦条约》的原因，双方更早地建立了更高级别的外交关系）
他毫不隐瞒地地对贾德干大使道：“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觉醒了！这种武装示威的效果，并不会太好。”
贾德干大使愁眉苦脸地叹气道：“我也赞同你的意见，但是这是唐宁街的意思。”
身在中国的他们，远比远在伦敦唐宁街坐在太阳伞下悠闲地喝下午茶的那帮议员们，更清楚中国的局势已恶化到何种严重的地步。虽然英国报纸上极尽所能地把南方红军贬低成留着长辫子，拿着火绳枪，叫嚷着刀枪不入的红色“义禾口团”，把一切地失败全归咎成南京国民政府“说他们是猪还污辱了猪”的无能，身在中国的他们却非常清楚盘据在长江中游那股红色势力的强大。
他们当然不知道，英国媒体对中国南方红军的刻意贬低完全是林汉在背后推波助澜。反正“丑化（蟹）中国人”是英国人喜闻乐见的事，林汉就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后面加把力再推一把，让英国人继续保持着“只要在水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让中国屈服”的“大国优越感”。
离开前，贾德干大使向梅登司令官报怨道：“现在唐宁街那边，对中国的态度充满了浮躁的气氛。早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就一再警告过他们，如果我们不能加大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增大在中国的驻军，最多只要两年，我们就会失去中国。可是在工党那伙卖国贼控制下的唐宁街......”
这一年来，驻上海的英军得到的全部增援，就是从印度和新加坡抽调了一千人的殖民地军队，以及增派了两艘内河炮舰，仅此而已。
英国对华“投入”不足，林汉在英国操纵媒体，对中国南方红军的贬低和英国驻华舰队实力的“捧杀”是外因，而真正的原因却是一战过后英国国力急剧下降，已很难象从前那般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他们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
英国人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象脚下的滔滔江水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1926年的万县惨案中，英国的长江舰队在万县炮击县城，同时也受到了当地驻军的还击，事后中国掀起了强烈的反英高氵朝。
那时他们都已经见识过一次中国人民的力量，而真正将他打醒的却是半年多前的塘鹅号事件。当时岸上炮台的红军毫不犹豫地开炮，以及事后英国政府忍气吞声的回避态度，让他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虚弱，以及长江舰队的虚弱。
塘鹅号的事后调查，英国海军确认，当时对手使用的是四英寸口径左右的加农炮，数量约在四门左右。
红军手中的大口径加农炮来自何方，公认的说法是来自苏俄。驻守上海的半年来，苏联人，德国人，疯狂地通过上海作为中转站，大量地往长江中游运送军火物资，身在上海的他全看在眼里。去年至今已过了九个多月，天知道那个红色的苏联和那个装疯的德国奸商又往红色布尔什维克这边偷运了多少大炮——自从希特勒（伪）和红军做军火交易的事情被捅破后，现在全世界对希特勒的看法已经转变，英、美两国公众对他的看法，已被扭转成了：假装成疯狂的好战份子，实质上却是功利主义，不讲道德的犹太奸商，这让从前以反犹出名的希特勒情以何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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