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也跟别的地方的人似乎不太一样。
鴉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闹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运动，其实其他几个口岸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的运动，华人跟洋人的冲突不断，比如林则徐在福州掀起的反入城，鼓励福州人学习广州人，比如宁波的暴力对抗，赫德甚至因此挨过打受过伤。
五个通商口岸中，广州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战争前，都没让洋人进城一步，可有一个地方，从一开始就跟洋人相处的其乐融融，自始至终就没发生过对抗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上海，或许正是这种态度，让上海在之后短短几十年间就超越了拥有八十年独占优势的广州，在中国大城市中独领风骚。
但上海人为什么没有跟洋人爆发冲突呢，其他地方的冲突，多是因为不了解所致，上海开放之前比广州闭塞多了，可他们为什么能那么平心静气的接受洋人的到来，还租了土地给洋人，最后形成了租界。
有人从文化上分析，认为上海地处江南，江南人文兴盛，百姓性格比较柔弱和包容，因此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
但朱敬伦觉得，可能另有原因，上次在上海短暂停留，他发现上海的洋人传教士之多，有些出于他的意料。
本来以为这个时代愿意来中国的，大多数都是那种带着一股狂热的开拓和冒险精神，憧憬着发大财的梦想，为四亿人口的自由贸易这种美好前景刺激得疯狂的唯利是图的商人，可是朱敬伦没想到，商人竟然只是一小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反倒是传教士占了多数，在这个时代，竟然是利益败给了信仰。
他在法租界跟法国公使聊了聊，打听了一下法国商人在上海的利益问题，结果法国公使异常懊恼，此时法国在上海租界中，只有不到一百个侨民，可真正的商人竟然只有三个，剩下大多数都是传教士。
后来法国人做过一个统计，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国侨民88人，其中只有3个商人，1875年总共213位法籍侨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总共150位法籍侨民中只有10到12位商人。
法国天主教会也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传教士人数竟占法籍侨民总数的半数以上：1874年在总共191位法籍侨民中，就有97位传教士；1877年上海有200位法籍侨民，其中就有104位是传教士。
朱敬伦觉得，宗教可能才是上海人没有跟洋人冲突的最大的文化上的原因，朱敬伦还听一个热情的传教士说过一件事。
原来基督教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上海这块地方，早在明朝时候传教士潘国光就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座天主堂敬一堂，先后发展出了4万教徒。结果引起了清廷的担忧，于是1720年康熙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但是倍禁止之后，有一些传教士在浦东藏匿下来，之后又不断有传教士从澳门潜赴浦东秘密地进行宗教活动，结果鴉片战争之后，传教士来到上海后，竟然惊讶的发现，上海竟然有不少世代老教徒，可能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洋人才没跟当地人发生文化上的误解。
第一次鴉片战争后，其实中国的大门并没有真正打开，五口通商只有上海通的好，其他口岸都在闹腾，因此西方教会对传教还比较深重，第二次鴉片战争之后，他们就开始大胆起来，说起来很巧合，让教会对中国燃起希望的，正是太平天国的崛起，当西方教会听说有一个打着上帝名义的武装力量，横扫中国内地，从南方边境直接打到了长江流域，辐射人口超过两亿的时候，这给了教会太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太平天国一时间在西方是一个热词，很多教会都满怀希望的排除传教士来上海，希望能够跟天平天国联系上。
因此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掀起了一股传教热，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教事业出现了持续发展的态势，圣公会、长老会、浸会和监理会，很快就成为上海基督教中的四大主流教派。
跟基督教相比，天主教更加积极，他们早在康熙时候就在上海扎根了，法国打完第二次鴉片战争，条约中规定，将康熙时候被查封的天主教堂归还给教会，因此很多传教士，都不用建教堂，直接就能开业。
因此他远远的走在了基督教的前面，早在1842年7月，首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艾方济等人就已抵达上海地区。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说，当伦敦会还在怀疑是否应把上海建成永久基地的时候，天主教会在过去6个月中已经向这里派遣了不少于10名欧洲传教士，10月又有5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第二年5月和8月又相继向上海派遣了8位和4位耶稣会传教士。如今上海的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接近100人，历史上，在1875年时就有132位天主教传教士。
有的宣传说这些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有的也说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文教事业，但如果单纯从他们个人来说，没人能否认这些不远万里投身中国宗教界，很多甚至一生都留在中国传教的教士们的热情，他们是带着一种传播主的福音的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能够感化四亿异教徒，这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们不知疲惫，不畏艰险，什么地方都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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