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唐季之乱，在于君权之不彰，藩镇之祸，在于边帅之权重。中国之大，西起祁连，东连大海，南比越夷，北据幽蓟，道路州县，纵横阡陌，高山大河，亘跨千里。州官良莠，县吏贤愚，天官任以才历，兰台劾之品性。而自贞观以降，用人之道首重治道，德行荒废，肃政徒有虚名，制中书则有效，察地方即无能。君主依赖边帅，不为无因；朝廷封拜节将，亦是恶果……”
柴荣坐在中书门下省内，静静聆听着王仆以抑扬顿挫的声调解说着藩镇局面形成的前因后果。
自他封王以来，每日一个时辰的听史功课风雨不辍，用郭威的话讲：“不识字，不足以治百官，不读史，不足以知兴替。”
王朝兴替大事，便是所谓的“史”。
王仆的学问是好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柴荣等到他停下喝水，这才笑吟吟插话道：“先生说的似乎是个死结，自秦以郡县代州之封建，此结便已经结下了！偌大中国，一封信从关中河南送到广州泉州快马也要跑上两个月，若是送至黔中百越之地，只怕半年不止，如此非是朝廷愿意不愿意设藩镇的问题，实是有些地方自然而然成藩镇，势之所然，术岂能止？”
王仆沉默半晌，道：“汉初本无所谓州，刺史亦不过是巡查纠劾之官，此制一久，终成十三部州之设，非但刺史成了常设之官，就连州牧这等手握数郡军政大权的职事亦成常制，形同诸侯，朝廷不能制，三国之乱，实乱于此。魏晋削去了刺史州牧之权，却不得不赐掌军都督以白旌黄钺，以制地方，十六国之乱，亦乱于此。唐初州郡已是封疆，却终归拗不过这‘势’，最终还是生出了节度使这等怪胎，国朝用治，若不变其势，法术皆是小道，百年之内，或许无事，五代之后，必生祸患！”
柴荣叹了口气：“如之奈何！”
王仆抬起头道：“大王若无远虑，则削藩不过是饮鸩止渴，削得眼前，须削不得后世！”
柴荣兴致勃勃问道：“唐太宗若用封建，可免后世之乱乎？”
王仆毫不犹豫答道：“免不得！”
柴荣问道：“却是为何？”
王仆道：“周公封建，是使蛮荒之地成诸夏腹心；汉高封建，是使穷困之壤成无为治土，而唐太宗之封建，是裂国土而茅王子功臣，徒遗祸乱之源，难收治化之效。若文皇能有大智慧，封建魏王泰于百越东海，封建高宗于燕蓟之巅，则贞观无丁亥之变，盛唐无安史之乱，如此封建，才显封建之真意，奈何，以魏王之宠，涉东南无异发遣，太宗何忍？”
柴荣默然。
王仆一番话说到了问题的根子上，封建的要义是为了使无力顾及的边疆蛮夷之地成为中国的腹心领地，本质上并不是为了酬劳功臣宠爱子侄。
大到一国，小到一家，都是这个道理。
千年大族最忌讳的两个字就是“分家”，族中人口不管多么繁茂生息都不分家，这不仅仅限制了家族势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族中大多数才智之士被埋没。这样的千年大族，在科举制兴起之后日渐颓落是必然之事。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央集权的效率无疑远远高于封建诸侯，然则这个效率在到达了一个限度之后只会发生衰变，这个限度就是信息的传递距离。
历代王朝的兴衰，其实就是一部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史。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和乱世之所以会交替出现并乐此不疲地循环往复，根源就在于此。
中央集权的要义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旦有下级不肯服从上级，有地方不肯服从中央，就会被视为叛逆受到征讨。这也就导致了稍具规模的地方势力集团在形成之初就立刻将中央政权列为生死大敌，而不是将中央政权视为潜在靠山。
在理论上，中央政权希望中央的威权永远不要受到挑战，永远不要有地方藩镇出现。
但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除非信息的传递速度有一个质的飞跃。
君王在宫墙之内随便一句话，就能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成为最高指示，这起码是无线电通讯普及之后才能真正出现的景象。
一直到李文革同学所处的那个时代，人类的信息传递实际上仍然被限制在一个层次以内。
试想一批地球人乘坐接近光速的飞船离开地球去寻找新的家园，若干年后他们找到了，他们在该星球上繁衍生息发展文明。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将这颗星球视为地球的殖民地，实际上绝非如此。
两个相互之间只能用光进行信息传递的星球之间要实现政治联系，实在是太难了。
中央政府的一道命令发到新的星球需要一百年，这一百年间沧海桑田，这道命令发到时基本上可以被直接送进博物馆了。
一个政府的威权范围，与其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直接相关联。
这个规律，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规律之一。
柴荣不懂这些，但是王仆的话他却是听得懂的，他深吸了一口气，问道：“然则不削藩，天下何能一统？战乱何能止歇？百姓何能安康富足？”
王仆淡淡道：“削藩不是根本之道，但亦不是不能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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