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问题，林景春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因为这确实是真的。
设立仓库、挖地窖等等办法都提出来了，给储存量定下红线，决不能超过这个红线支取粮食和食盐，还要为此立法，不允许任何人与团体越线。
但是这样的操作也不能服众。
万一什么天灾人祸大爆发，常规仓储根本搞不定，眼看着就要饿死人了，你到底开不开仓库？
人命关天，你到底发不发赈灾粮？
死抱着仓储不开放，你信不信饿急了眼的灾民集体冲击你们？
到那个时候你让大明军队怎么办？
百姓子弟兵对百姓刀剑相向？
开什么玩笑！
这一策略被复兴会员们狠狠批判，拍桌子砸板凳，揪着林景春指着他的鼻子骂，林景春涨红了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为此，财政部提出了多种方案，在国务会议上和很多官员连着争论很多天，最终也不能解决争端，用全体与会官员举手投票的方式也不能得到多数支持，支持率最高也没超过三成，始终无法通过这个决议。
连着几次会议之后，林景春意识到这个改革方案不能得到认同，于是只好放弃。
他提议暂缓货币改革，等灭宋之后全盘掌控了蜀锦、茶叶和瓷器的生产以后，将这三样硬通货和大明宝钞挂钩，以此稳固大明宝钞的价值。
这三样不关乎国计民生，用来挂钩总归可以了吧？
这三样商品久经考验，价值相当坚挺且长期需求量极大。
总而言之铜钱铁钱之类的金属货币还是不要继续使用了，大明缺这东西，铸钱比钱本身还要花钱，这不是瞎胡闹吗？
可就算如此，他提出的这个建议依然遭到了不少官员的质疑。
这三样商品主要的需求者是社会上层与外国统治者，精美的工艺和这两块的强烈需求支撑起了这三样商品的价值。
然而工艺和需求本身也是不稳固的，人们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哪一块需求少了一点，都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进而影响到货币价值。
辛弃疾就提出一点。
如果某个国家因为战乱而无法持续购进蜀锦，从战乱开始到战乱平息期间，这三样货物都出现了需求量降低的情况，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大明宝钞的价值呢？
金属货币终究有它自己的价值，只要面值重量稳定，它作为货币就非常稳定，缺少了货物，它本身的价值不变，依然有人认。
可是纸币，看看宋人曾经搞过的交子和会子不就知道了，币值很不稳定，买不到应有的东西，立刻就是一张废纸，擦屁股都嫌硬。
真要出了问题，让民间怀疑政府的能力，大明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局面就要崩溃掉了。
这个责任，你财政部担负的起？
辛弃疾和林景春素来没什么过硬的交情，但是彼此之间关系还算不错，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针锋相对，吵了很多次，也引起了国务会议上金属货币派和纸币派的大争论。
金属货币派和纸币派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洪武五年连着两次国务会议上的货币改革提案都无法得到通过，很多人还是坚持铜钱策略，认为缺少铜就去找铜，国内没有就去国外找。
林景春则认为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找到了怎么开采又是一回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投入市场展开运营又是一回事。
说不准等你们要的铜找到了，大明已经因为通货紧缩而陷入萧条了！
双方争论不休，谁也不认同谁。
最后财政部左侍郎柴元明甚至跨时代的提出了信用货币概念。
他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不能参照目前白条的实际情况，将大明宝钞变成一种政府信用货币呢？
他认为，因为提出政府保障白条的价值，确保白条可以抵税，由此发了民间信任白条甚至用白条当做货币来使用的现状，这或许是信用货币发行的一种先声。
根据他的实地考察，他发现现在在黄河工程区，在河南行省和山东行省的大量地区，大明财政部发行的白条实际上已经是货币了。
他亲眼看到市集上有人用白条购买米粮、肉食、鱼类，也亲眼看到有大商人用很多白条购买大宗货物，比如绢布之类的，当地人对于把白条当钱用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任何顾虑了。
他们习以为常。
柴元明为了谨慎起见，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多次和农民、城镇工商业从业者还有商人做交谈，询问他们对于白条的实际看法和信赖程度。
从中，他得知民众普遍认为白条就是钱，和钱没有区别，上头写了能抵多少税，它就有多大的价值，完全可以用作日常商业交易。
最新的白条因为大明改收铜钱税，所以和铜钱数量是挂钩的，那就更简单明了。
民间弃用之前南宋政府滥发的会子，改用白条作为纸币来做商业交换，从普通农民到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乃至于政府官吏都使用白条做日常的购物所用。
更关键的是，柴元明发现他们普遍甚至不关心白条能否真的能兑换到相同数量的铜钱。
他们只知道这个东西对于官府是有用的，官府认这个东西，缴纳税收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东西交给官府，官府就真的收下了，认了。
这样一来，它是否能兑换到相同数量的铜钱已经不重要了，也没几个人真的跑去钱庄询问这个白条能不能兑换到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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