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晟的这一次请辞，暂时还不能视为投降，因为正常来讲，即便阁臣受到弹劾，第一反应也是主动请辞，以示清白。
甚至可以说此处还不该用“即便”，而应该用“但凡”，因为越是地位高的文臣，在受到弹劾时，就越应该及时请辞，用以昭示立场。
通常来说，皇帝在这种时刻肯定不会批准，大抵都是“温言挽留”，更有那些极受宠信的阁臣在被弹劾之后一边被皇帝温言挽留，一边还有皇帝下旨切责弹劾者，就好比高拱当年就多次受到这样的待遇。
不过，潘晟在朱翊钧的心目中地位显然没有那么高，他得到的就是单纯的“温言挽留”，既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责备弹劾者。
潘晟虽然以唾面自干着称，但终归还是要脸的，皇帝这种反应，他显然不能将之当做诚恳挽留，只好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谢客。
这也是常规操作，甚至高务实上次都搞过，意思就是我现在自己“停职反省”了，你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已经不具备干涉能力，绝对不会妨碍司法公正。
于是皇帝也只好跟着“常规操作”一番，下旨让他“出而视事”。
一般到了这一步，如果外界对他没有继续穷追猛打，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内阁当值了，也就意味着这次风波基本上已经安稳渡过。
然而高务实既然动了手，当然不会让他如此轻易过关——这又不是过家家，意思意思就算完了。
于是就在皇帝命潘晟“出而视事”的当天，又有弹劾递进了通政司。
这一次上疏弹劾的人比萧良誉、王庭谕两人资历稍微老一点，乃是万历五年进士、时任贵州道监察御史的李弘道。
李弘道这个贵州道监察御史为何能弹劾潘晟呢？因为按明制，监察御史的所谓某“道”，除了该省布政司外，还有兼管。比如说贵州道监察御史，按《大明会典》记录，他的职责就是“掌理贵州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挥司，协管吏部及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督察事。”(注：其余各道也都有不同的“协管”，此制度是为了避免某部、某地只需要面临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监督的人多了，就不好“打点”了。)
李弘道所以弹劾潘晟，正是因为他协管苏州府。他弹劾的理由是，发现潘晟的侄儿近期平白得了一批海船，并且停靠在苏州的某处私港。(注：此时的苏州辖区与后世有所差异，简单的说就是大了一些，有河口港。)
李弘道就此认为其中必有问题，因此弹劾潘晟借身份权位谋取私利。
大明朝的监察御史历来有很多特权，这是此前多次提过的，比如此番就是典型的“风闻奏事”——李弘道没有拿出任何确凿证据，仅仅是听说潘家多了一批海船，就能名正言顺的弹劾一位堂堂阁臣。
不过，其实李弘道并不是拿不出证据，如果有必要的话，高务实完全有能力提供给他更加详细的数据，甚至可以帮他搞到参与此事的某些中间人的口供，乃至于让这些人反水、出面作证都。
这种罪名对于中间人来说是不致命的，高务实完全可以花钱“说服”他们，他们也一定乐意被高务实如此说服。
只不过没必要罢了。
高务实要造成的结果仅仅是坐实潘晟的丑行，而不是现在就把整个心学派拉出来决战，所以现在隐隐约约一些会更好，反正对皇帝来说，他只要知道潘晟不干净就行了，具体怎样的不干净反倒不是重点。
有人说“难得糊涂”，这种思想放于此处就非常合适，因为皇帝也知道有些事不能真的彻查到底，否则一旦牵连太广，到时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但凡一个政权建立日久，这种情况基本就难以避免，所以通常从上到下都会尽量避免扩大化，皇帝本人也会装傻，因为朝局动荡对皇帝而言显然也不是好事。
李弘道的弹劾一上去，潘晟当然就没法“出而视事”了，不仅出不得，反而还得在家里继续写自辩疏和辞呈。
但这次和上一次不同，皇帝没有继续“温言挽留”，而只是下旨安慰了几句，同时却让内阁行文给都察院，要求都察院查清问题，洗刷潘阁老的清白。
洗刷清白云云，当然是客气话，不能傻乎乎的只看字面意思。皇帝的实际意思就是让都察院把这事“调查清楚”。
这一来，就有人急了。
急了的人倒还不是潘晟，因为潘晟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都已经在考虑如何回乡的事了。
急了的人是申时行。
以浙江海商之力逼得潘晟让贤给王锡爵，是他在和张诚一番恳谈后，又思考很久才想出来的一手妙棋。这一手不仅完美地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把海商们带给他的压力转移到了潘晟头上，而且还顺势解决了自己在内阁缺乏帮手的窘境，简直两全其美。
申时行和潘晟对实学派可能出现的反应，大致上持相同或说相近的观点，都认为这一次不会彻底激怒实学派，因为张四维刚刚丁忧，实学派面临这么大的变局，肯定要先完成内部调整，然后才能统一对外。
申时行认为，在内部调整完成之前，实学派应该都会谨慎的面对此时的任何朝局变动，尤其是对于没有直接给他们造成伤害的变动，更应该暂时视而不见，以免出现盲动，导致意想不到的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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