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注：看过按广西卷的读者，还记得高务实拿下安南后我曾经写到过此人，对他很是夸赞了一番的吗？)上奏皇帝：
“宝钞本与铜钱兼使，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
当时朝廷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宝钞已经贬值千倍，实际上已被民间弃之不用。对于朝廷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事实。
出于本能的反应，明廷中枢仍企图通过变更政策，千方百计地维护宝钞制度。可惜，所谓变更政策，也只是欺国害民的“以钞收银”。
尽管朝廷采取各种措施，力图确立宝钞的货币主体地位，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制止白银对于宝钞的冲击。
事实上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明朝发行宝钞既无钞本，又无限额，发行量大，回笼量少，兑换新旧钞的秩序不仅混乱而且价格悬殊，再加上这宝钞制作简陋，极易伪造，简直样样都不行。
宝钞这种低劣的纸币充斥市场，显然大大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实际的货币需求量，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宝钞日益贬值。
而且以高务实的看法，大明朝廷实行钞法，从历代皇帝主观上讲，就是为了聚敛财富，根本就不是便民。钞法在实行后不久便出现各种问题并很快崩坏，与这种动机有密切关系。
客观上来说，从实行钞法中获得好处的除了朝廷，便是某些奸商和不法官吏，钞法给一般老百姓带来的仅仅只是灾难。
实际上自成、弘年间以后，民间的对宝钞的不信任感已经达到巅峰，宝钞已完全失去货币的信誉和价值，民间支付所用主要是白银，宝钞不能流通，钞法也就形同虚文了。
隆庆之后，白银成了正式的货币，而在一条鞭法广泛推行——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广泛推行之后，这一局面便再也不可逆转了。
不可逆转的不仅仅是大的制度，还在于细节方面的制度。比如除了田赋和徭役被以田地为单位统一收银计算之外，朝廷官俸、军饷这二项最大财政支出以及盐税、茶税、关税、商税等重要的大宗国税收入，也都以白银计算。
这，便是银本位的确立。
不过对于高务实而言，在他眼里银本位虽然肯定比以往要进步多了，但仍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前”——没错，他想要的就是纸币化。
大明宝钞的货币纸币化固然是完全失败的，但这并不代表纸币化是错误的方向。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明宝钞的失败正是一个极好的前车之鉴，只要把大明宝钞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再另起炉灶搞一个新纸币体系，就差不多能成功了。
刚才说过大明宝钞的问题出在哪：既无钞本，又无限额，发行量大，回笼量少，兑换新旧钞的秩序混乱且价格悬殊，再加上制作简陋，极易伪造，这就是宝钞失败的原因所在。
解决办法有没有呢？有，高务实已经想好了办法。
无钞本，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笔准备金显然数目巨大，指望朝廷拿出来那是断无可能的。
以朝廷目前的局面，说句不客气的话，但凡把高务实换下去，换了谁来做这个户部尚书，朝廷财政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就只能把开藩禁、强化备战、修皇陵等几件大事给停掉。
让户部拿出至少两千万两银子来做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做梦。
这笔钱必然只能从别处想办法，按照高务实的意思自然是以北洋海贸同盟为主，或许还可以拉上皇室乃至文武百官，甚至各地藩王一道。
但要让这些人拿出真金白银来，显然不是高务实号召大家爱国爱民就可以办成的，这里头必须要有利益！利益高务实有办法解决，这个稍候再说。
宝钞失败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发行无限量，而且发行量很大，回笼得又很少——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不过，其解决办法高务实也有。
发行量无限制就会导致发行量太大，这个问题其实只要皇帝和朝廷不干预就行。换句话说，发行量的问题交给这个独立机构按照规矩来办——规矩当然是高务实来定。
至于回笼少，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朝廷有没有决心：就像白银货币化成功是以各项税收都征收白银来确立的一样，只要把朝廷官俸、军饷的支出，以及田赋(包括徭役折税)、盐税、茶税、关税、商税等重要的大宗国税收入都改为接受(或支出)纸币，问题就解决了。
朝廷允许你用纸币交税，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用纸币呢？只要朝廷认可你这纸币的价值，任何时候都按照纸币面额来计算你的征税，显然你就不会折本，你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携带和使用都更方便的货币？
一个人出门不可能随身携带一千两白银，但如果是纸币，就算一万两又如何？民间不认可宝钞的原因又不在这里，只在于宝钞持续贬值，留在手里就是吃亏罢了。
再然后便是兑换旧钞的问题，原先大明宝钞的新旧兑换很混乱，兑换还需要额外花钱，但不同的地方花费的额度又不等，因此导致很多弊端。
高务实的计划是，对于旧钞的兑换标准要有明确的说法，就好比后世的RMB兑换一样，什么字迹磨损、缺角之类，都必须有统一标准，达到标准才能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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