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讨论”在政治上是很难办的，不是你说不容讨论大家就真的不讨论了，毕竟你高务实又不是皇帝陛下，能够言出法随让人闭嘴。不容讨论的前提只能是你掌握着绝对的优势，对方迫于无奈才不得不闭嘴。
因此，高务实一边坚持郭朴的谥号必须是“文贞”，一边极力反对此前内阁定策的对日和谈，表示此时谈和对大明弊大于利，反而给了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以喘息之机。
不要以为这两件事毫无干系，事实上政治作为一门妥协的艺术，当自己手里筹码不够的时候，就要另外去找一些筹码过来。
郭朴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首辅，与高拱的关系大抵是萧规曹随中的“曹”。高拱既然获得了至高无上、凤毛麟角的“文正”，那么郭朴若不能获得仅次于文正的“文贞”，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实学派做得不够好，是否定实学派那段时间工作的意思。
而如果在高拱这位开创者之后的继任首辅郭朴秉政期间实学派就已经做得不够好了，则之后的张四维时代自然也不太可能获得较高评价，那么万一更往后的申时行时代将来被定义为一个优秀的执政期间，实学派的功劳便会被张冠李戴到申时行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这可不奇怪，毕竟高务实后来的这些大功名义上也是在申时行秉政期间取得的，如果不能在更高层面将实学派这个“本我”和心学派这个“非我”区分开来，若干年后实学派的功劳说不定就真成了心学派的功劳。
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比如后世很多人就认为反法西斯的大功九成在米国，而红色巨熊反而成了打酱油的存在，更遑论中国。这其实就是战后宣传力的差距所导致，而当前高务实要争郭朴的谥号，归根结底也可以认为是争夺话语权、争夺定义权。
虽然乍一看，文贞固然好，文忠也不差，甚至文简也还行，但既然高务实非要在几个都算美谥的谥号中拿到最好的那个，就少不得有所交换。要交换就要有筹码，高务实此时提出反对议和，其实就是拿议和问题当筹码用了。
由于高务实在军事议题上的巨大影响力，即便申时行再如何强调决议已经形成，圣旨都已经发出去了一段时间，大明在朝鲜方面肯定已经开始执行这一计划，故此时反对已经失去意义，然而最终皇帝还是决定再开一次御前会议，重新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
在文华召对上，王锡爵首先开炮，说议和这事首先是兵部同意了的，即兵部也认为前线战况堪忧，并非内阁毫无理由的要议和。
他认为兵部的看法是有理有据的，首先粮食问题同时困扰了明军和朝鲜两方，让双方都觉得吃紧、为难。
对于朝鲜而言，他们一边要供给军队，一边要担心民间饥荒，甚至理论上还要支持明军用度(实际上完成度非常差)，因此粮食压力可谓巨大，需要有至少一两年的时间作为缓冲期。
而对于明军而言，先前南北两军之间因为功赏问题闹出的矛盾直到现在也未能调和，南北两军目前在宋应昌的统管之下，名义上维持着和谐，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双方都在看高务实的面子。
不仅内阁辅臣们，其实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知道宋应昌其实压不住双方心里的邪火，只要将来再出点什么事，矛盾在任何时候激化都不奇怪，可谓是坐在火药桶上放烟花。
再有就是李如松的嫡系损失严重，让他后续的用兵明显变得慎重多了——这其实是个刻意往褒义上形容的说法，真正的情况无非是进取心明显下降，轻易不愿意再猛冲猛打。
李如松这个态度并不能全怪他自私，大明朝的军制摆在这里，他嫡系损失越大，战场上可能出现的指挥不灵几率就越高，谨慎一点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皇帝也好，辅臣也罢，都知道这样的实际情况，故而只能反过来给李如松恢复的时间。
总而言之，王锡爵的态度很明确：不是内阁不想打，是前线的情况让人担忧，稳妥起见需要一段时间来积蓄力量，之后才好视情况而定——日本如果老实下来，和平也可以；日本如果不老实，要再打也有把握。
他这么一说，吴兑和梁梦龙就有点尴尬了，毕竟高务实是在平息了宋应昌和李如松之间的不和之后才离京去河南督导赈灾的，结果前线却搞成了这副模样。虽然所有这些都能说是事出有因吧，但毕竟场面难看，还是有些不好交待。
周咏作为兵部尚书更是紧张不已，大明朝的规矩其实挺简单，仗打得好了，总少不得大司马一份功劳，可要是仗打得不好，那大司马也很少能免于问责。如今前线打个蕞尔小国居然搞成了僵局，甚至内部还一团乱麻，他这大司马难道能说自己无责？
申时行同意谈和，明面上是在缓和心学派和实学派之间的矛盾，给了吴兑、梁梦龙和周咏面子，就仿佛大家都是在就事论事：由于当前战况僵持，我军内部又有些麻烦亟待解决，因此暂时谈和稳住形势，以图后续。至于追究责任什么的，先不要说这些，我们首要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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