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四千四百两。”高务实默念了一下，开口道：“这是按白米白面的价格大致估算的，不过我看不必拨付现银。辽东苑马寺去年的玉米和稻米都颇有盈余，本来应该是今年拿去卖掉入账的，现在不妨换个思路，直接从苑马寺拨付食物。
七三开吧，七成玉米配三成大米。目前玉米比面粉便宜不少，可谓量大管饱，换了玉米之后还能给干活的人多吃一点。
另外据我所知，以往辽东徭役用工，服役之人需要自带盐巴，这一次算皇上恩赏，盐巴就由辽南盐场出了吧。这件事我会行文盐场，运费也不必工部负责，京华商社将顺道送去铁岭与开原。”
前面说的那些也就罢了，无非是高务实精打细算。但盐巴由辽南盐场提供这话一说出来，众人就连忙发出一片赞誉，连石星也不得不附和一番。
大家都是明白人，高务实说是说“算皇上恩赏”，可那辽南盐场里皇上只是占干股，根本就不管其中的运作。现在虽然是挂皇上的名头发盐，其实东西都是高务实自己出。
盐在后世显得不值几个钱，可在此时却不便宜。当然，价格这东西是比出来的，那不妨比一比。
后世曾有一张房契，上头写的是万历十五年七月，安徽境内许姓居民买到一别墅，该别墅占地五亩，有楼房三间，平房二十八间。
像这样一处别墅，放到后世的北京或上海，价值数千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即便在安徽，售价怎么着也得数百万以上吧？可人家许先生只花了纹银一百零六两。
一百零六两银子价值几何呢？万历十五年夏天，江南斗米二钱，按粮价折算下来，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后世160元左右。也就是说这一百零六两银子还不到软妹币两万元，放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这么点钱甭说买别墅了，就算是普通商品房，也是连一间厕所都不够的。
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大明的房子很便宜，至少南北二京以外的房子显然很便宜。
同样在万历十五年，同样在安徽，人们买一斤盐，却要花三钱银子。按每钱银子折合十六元计算，每斤盐卖到了四十八元，而后世的加碘食用盐，平均每斤只卖一块多钱。
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万历年间的盐是很贵的。
其实，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官方向“灶户”(专门负责制盐的农户)征购食盐，每四百斤仅支付大米一石。
明代一石大米重约一百九十斤，按每斤一块六毛钱计算，一石也就是三百零四元。官方用三百零四元就能征购四百斤盐，说明“灶户”每生产一斤盐的成本决不会超过一块钱。
那么问题来了，市面上的盐价怎么会涨到四十八元一斤呢？
问题出在流通环节。假设你是万历年间一位老板，想弄些食盐来卖，那么你首先必须向盐运司申请盐引，也就是经销食盐的许可证。
凭盐引支到盐后，还必须到批验所接受检查，然后你必须去指定的地点卖盐。卖完了盐，还要把盐引交给当地衙门。
这一整个过程不但麻烦，还要花不少额外的钱——此时的衙门吏员明面上的福利待遇普遍拉胯，就等着从别处找补贴了，你主动送上门去，他们自然要用拖着不办的方式提醒你，直到你主动把白花花的银子送进他们的腰包。
很多年前高务实就曾经和高拱说过，盐商虽然赚得多，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花销又转给了“其他人”，因此不能光逮着盐商痛斥。盐商当然可以骂，但更关键的是，秉政之人一定要思考这一整个产业链到底问题出在哪，不然就不可能根治。
回到盐价，此时食盐的生产成本虽然很低，但附加在运输和销售环节的成本却是非常惊人的，那些卖盐的老板们吃了这么大的哑巴亏，岂能不将盐价连翻几十个跟头？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盐商把盐价定得很高，那干嘛不甩开盐商，直接去找灶户呢？这主意不错，可惜完全不现实，因为中国自汉武帝以后就几乎一直实行食盐专卖制度，除了持有许可证的盐商，其他人是不能找灶户买盐的，大明当然也不例外。
您要问为什么，或许大明的官员会给您解释：从盐商那儿买的盐叫商品盐，从灶户那儿买的盐叫小产权盐，商品盐才合法，小产权盐是不合法的。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高务实作为户部尚书，合法不合法这个问题只要皇帝不插嘴，那他就是最终定义人。他说从辽南盐场支给，那这批盐的去向就一定合法——但是别忘了，省掉中间环节之后，这批盐的成本并不高。
权力为什么值钱？高务实这番操作就是生动范例。
灾后重建的人力问题解决了，但还有其他问题不好办。石星等大家安静下来，又开口道：“阁老仁慈，不过当地房屋垮塌如此之多，工部在辽东却没有多少木料库存，这重建所需的物料却不知该从何获取？”
石星这么一说，高务实还没回话，却惹恼了户部四侍郎中排名最末的赵于敏，他面色不豫地道：“此乃工部当管，大司空怎好一句话便推得一干二净？”
石星知道自己在实学派面前早就不可能洗白了，因此也光棍得很，当下便呵呵一笑，道：“赵少司徒要这般说，本部堂也无甚可辩，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道理赵少司徒不会不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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