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农村的土地分配制度是，李松晨提议应该直接施行土地公有制，即先将土地收为穿越集团政府所有，然后由政府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但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这一点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贾振召就不解道：“现在就施行土地公有制，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当然我到不是反对土地公有制，但在旧时空里，我们的先辈们一开始也并沒施行土地公有制度啊，而是直接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一直到取得了全国的政权以后，才开始施行土地公有制度改革，因此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这些经验。”
财政部的副部长赵瑞也道：“居我所知，就现在天津地区的土地情来说，还有一部份农民有自有土地，如果我们现在就施行土地公有制，虽然说农民还是有土地的使用权，但也总不如所有权也在手得好，因此他们未必会愿意接受土地公有制，而我们现在的威势还不够，强行推行土地公有制，会不会激起农民的反弹，这样对我们的统治可并不有利。”
现在穿越集团并没有成立与土地相关的部门，因此土地分配制度目前是由农业部付责，按说是和财政部无关，不过农村的税收制度是和土地分配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也是关系到穿越集团统治基础，财政部对土地分配制度颇为上心，也在情理之中。
李松晨点了点头，道：“各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提议现施行土地公有制，也并不是一刀切，根据我的调，现在天津的土地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有自有土地，还有一种是因为战乱，被遗弃的土地，基本可以算是无主土地，而自有土地只是极少一部，对这部份土地可以暂时不动，而其他无主土地则全部收为公有，由政府进行统一分配。这样一来土地制度的主体是公有制，而少部份的私有土地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并且用补偿的形式，慢慢转为公有。就算不能变成土地完全公有，但极少量的私有土地也不会影响大局。不仅是天津如此，其他地方，比如我们占领山东以后，同样也可以釆用相同的土地分配制度。”
财政部的另一名副部长朱澜平皱了皱眉，道：“天津的情况十分特殊，因为八国联军入侵，造成大量的人口逃离，因此有大量无主农田，但其他地方可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土地都是有主的，我们怎么实行土地公有制呢？”
李松晨道：“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旧时空的做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按照旧时空的历史情况，还有我了解的情况，这个时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绝大部份土地都是地主占有，自耕农只是极少数，因此只要是我们把地主土豪的土地夺过来，收为公有，基本就可以保证土地公有制为主体。”
顿了一顿，李松晨又道：“我们确实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我们也缺乏足够的发展资金和动力，而且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丛林法则横行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平发展，因此现在的中国想要快速发展，只有将绝大部份土地收为国有，由国家直接管理农村，消灭地主阶层，而将地主剥削的收入并入农业税，收为国库所有，当然也会给农民留一部份，然后利用农业工业的剪刀差，将从农村收取到的各种资源，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去，发展工业，这样才能用工业成果来反哺农业，实现整个中国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绝对沒有第二条路可走。这也是旧时空的历史经验。”
在旧时空中，穿越者的先辈们从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那一刻开始，就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让穿越者的先辈们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无论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负者都承认，土地改革的因素，实际要大于战场因素。
不过由于当时的土地改革运动，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对待，因此留下了许多并不完善的地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的土地无偿占用，乱占、多占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致新一轮的土地兼并也有抬头之势，因此在1953年到1956年，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造，才正式确实了土地公有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彻底分开。
在后来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土地制度又经过了多次调整，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断绝了土地兼并。
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造运动，成为一些恶意的评论者，还有失败者重点攻击的目标，说成是在取得政权以前，把土地分给农民，以争取民心，但夺取了政权以后，立马就翻脸不认，把土地又从农民手上收走，甚致将后来由于国内生产的有限性，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粮荒，也归罪于新中国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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