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够就举债借钱。”
借，是要还的，而加税，是不用还的。
朱以海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别再压榨小老百姓了，早榨干了，以后得以田亩征税为主，废除人头税，同时把被士绅搞废的工商等税收起来，不仅要收，还要达到能与农业税相当，两条腿走路。
有一个士绅地主和一个穷老汉家，
以前穷老汉一家，儿子多却没田地，佃田打工过日子，还得负担沉重的徭役，压迫的过不下去，儿子们都要着光棍娶不到老婆，家里住着简陋的窝棚，一天两顿野菜粥，处于随时想要逃亡甚至要造反的边缘。
现在好了，摊丁入亩后没田就不用缴原先的丁银，在只用交地主田租就好，剩下的攒着可以用来给儿子娶媳妇，甚至再攒攒盖个土坯茅草房子，或买点布做身新衣裳了。
而对有田一千亩的地主来说，他原本是个秀才，优免田额四十亩，优免两丁，均瑶可免，就交点里甲、杂泛役银，实际上可能一点都没交过。
但现在，一千亩地减去优免四十亩，余下九百六十亩都得缴，
一亩假如缴地丁银一钱，那就是九十六两银子。
这里面比原先多缴三十两摊丁银。
等于三两加了一两。
相比之下，原来穷人一家没田没地，一丁还要负担的徭役丁银一钱，现在解放了。
对地主来说，有一千亩地，一年收成几千石，哪怕五五分成收租，也有一两千石，摊丁入亩增加的，最多百分之十。
一亩地收二三石，征银一钱，就算按一两银子一石，税率也是三十税一二十税一，不超过百分之五，绝对不高。
贫穷之家，摊丁入亩后解脱了，富人之家影响不大，但对朝廷来说，首先是征税的成本降低了，以前穷人交不起，拿命交么？税赋征不齐，百姓也是被压迫的民不聊生。
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地主，抗税不缴怎么办。
毕竟他们之前就有这样的前科，想尽办法优免，甚至直接不缴。
刘宗周等人无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这算是这永不加赋、摊丁入亩新政下最大一个阻力了。
“诸公现在明白孤为何要在严州立典型了吗？”朱以海问。
这是杀鸡儆猴。
重申优免则例，就是要那些拖欠不缴的士绅们明白，
严州如此严惩，甚至搞出倒查二十年积欠，逼迫填补亏空这些雷霆手段，都只是为杀一儆百。
“一个佃户一年缴纳三五两均徭里甲丁银，跟一个百亩地主一年缴纳个三五两摊丁入亩税赋钱粮，和一个拥地千亩大地主一年缴纳个三五十两银子，你们说谁的负担大？”
很明显，越是大地主，其实负担越小。
问题就是这么浅显，不是大家想不明白，关键是以前制订政策的都是那些官僚地主士大夫们，哪怕负担小，他们也不愿意承担。
哪怕穷人无立锥之地了，他们仍还想让他们来替自己负担。
这就是人性。
朱以海把那块摭羞布一把扯下，刘宗周这些士大夫们都无言以对。
朱以海的设想好不好？很好，他们心里没法反驳。
但是他们也都清楚，这个新法可能会面临的阻力。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自己为国多掏钱？
但朱以海的那句话也一直在提醒着他们，不改就亡天下了，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真等鞑子占了天下，就能不交税了么？
鞑子刀不快吗？
朱以海在冒着得罪天下所有地主士绅官僚的可能，还是提出来了，说明确实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就如渴极了的人，会饮鸩止渴一样。
“殿下这是要劫富济贫。”何腾蛟说了一句。
“以丁征税，按人头征税真的就更合理吗？难道以占田依据征税不是更合理吗？税的本质是什么？”朱以海反问。
何腾蛟回答按丁征税，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
“错，大错特权，向一个有一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子，这是谋财害命，向一个拥有十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子，负担稍重但还负担的起，可向一个拥有一百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对他来说是没问题的。向一个有一千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子，对他毫无影响。”
“大明这些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为何缺钱，太祖当年定下薄赋轻税之制，可国家发展，朝廷官府日用不足，于是只好不断向百姓加征科派，这本就有违太祖薄赋轻税之本意，百姓头上负担不断加重，徭役加征，是正赋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合理吗？”
“不合理，要加税，不是按人头加征，而应当是按财产多少加征，富者多征，穷者少征不征，如此才能长久。”
“这些年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过是因为自己不想掏钱罢了，可他们不想想，这大明若是亡国了，他们的这些优厚待遇还能再有吗？”
“今日，孤就问诸卿，女真鞑虏若坐稳这中原江山，还会如大明一样优待士绅豪强吗？不可能的，鞑子一入北直，就到处跑马圈地，把百姓掳为奴仆，这些事诸卿当有耳闻，更别说他们制造的济南屠杀、扬州屠杀等了。”
朱以海十分激动。
大明的税制太反人类了，只顾盯着穷老百姓死薅羊毛，薅秃了都不放过，可能薅出来多少？
放着那些大肥羊的满身羊毛不管，结果最后不仅薅秃鲁了皮瘦羊们，也让自己冻死在了小冰河期，那些养肥的羊，也只不过是留给了满清，便宜他们杀羊剥皮做了皮草大衣，既暖和身子，还吃了肥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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