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总裁这边在本溪一带加紧训练，备战，骆国忠部五千全火器大军，加上淮军两支策应大军，总数共计一万五千人以上，杀气腾腾的直奔关外。
辽宁的清军，除了骆国忠部五千全火器大军，加上淮军两支策应大军，总数共计一万五千人以上。
盛京城盛京将军的直属兵马五千人，还有绿营兵五千左右。
光是这两项就有两万五千大军，这还不算完。
还有各地分散的绿营兵，七七八八都算是，至少五千以上。
清廷在北方的军事是很强悍的。
此外还有山海关兵备道衙署游成喜大军，山海关兵备道衙署下统辖旗营一千，绿营兵四千，总数在五千以上。
此时的山海关兵备道衙署的道台叫游成喜，手中实权极大，堪称一方诸侯。
“道”是介于省、州（府）之间的一级行政建制，始于明代，清初沿用。
清代的道员根据职能不同又有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之分，一般每省分为三至七个道，每个道下辖数个州府。
东北作为清朝满族的发祥地，在清代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特殊体制，不设行省，而由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主管军政，也有人称之为“军府制”。
将军之下则实行满汉分治的“双轨制”，即奉天府尹及各知县等文官负责汉人民政，副都统及各城守尉、防守尉等八旗武官负责旗人事务和军务。
这种体制在清代中前期东北封禁时还可以应付，但是进入近代，以营口开埠为标志，东北骤然与世界相遇，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原有的行政体制完全无法适应。
东北政体的改革迫在眉睫，“道”的设置就是东北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东北第一个设置的“道”就是驻营口的奉锦山海关兵备道。
奉锦山海关兵备道的前身是驻营口的山海关监督，其设置是营口开埠的产物，根据《中英天津条约》：“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礼。”
据此，作为开埠口岸的营口应设置与外国领事平级的道台，以便于平等办理外交事宜。
同治五年十月十五日（1866年11月21日）“准裁撤山海关监督，改设奉天、锦州、山海关等处兵备道。”
奉锦山海关兵备道除了负责海关及外交事宜之外，还统辖辽南各州县的行政事务，“将沿海之金州厅、岫岩城、复州、海城、盖平县地方官员及所属佐杂，悉归新设道员管辖。”
同时还加按察使头衔，负有监察全省大小官员的重任。
道台本是正四品职级，加按察使后便升为正三品（事实上出任此职的官员往往因资历等原因都享受二品顶戴）。此外，作为兵备道还辖制驻防营口的海防练军营。可见，奉锦山海关兵备道是集行政、外交、税收、监察、兵权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故此营口当地的文人都将历任的奉锦山海关兵备道道员比作商周时期分封建制的“方伯”，如“景方伯”、“续方伯”等。
道台，其中多数为满人（包括两位清宗室），这些官员当中既有善联之类在甲午之战中弃城而逃者，也不乏对营口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如首任道台俊达，“鸠工建筑土垣一围，东至青堆子，西至外皮沟，广长十里，北至河岸，南至围墙，袤长五里。”
这是营口建城之始，也是营口城市规划的起步。
东北地区大规模设置“道”是在光绪时期，前后共设置了13个道，遍及东三省，为巩固东北边疆的政治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道的设置都是在奉锦山海关兵备成功运作的基础上实施的。
奉锦山海关兵备是东北首个道级建制，在内忧外患、吏治败坏的特定时代，在东北唯一对外开埠的特定区域，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推诿敷衍之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也对于统一事权、规范行政、推动东北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过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不算辽宁北部的绿营，光是这三项骆国忠能够直接调动的大军总数就超过了三万人马！
骆国忠加大将军，御赐了尚方宝剑，黄马褂，节制出关的淮军各部。
强龙不压地头蛇，骆国忠是打击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悍将，瑞联并不买账，山海关兵备道衙署的游成喜听他的，他手下的绿营兵也当然是听他的，盛京将军瑞联此时等于是辽宁老大。
辽宁本地兵马和骆国忠的淮军之间，还存在一个配合问题，李鸿章没有向朝廷和两宫皇太后，皇帝请求节制辽宁军马，因为请求也是白请求，慈禧一定不会答应，反而容易惹来猜忌。
慈禧在旨意中说的也很含糊，大概意思就是以淮军为主力，瑞联要积极配合，如果哪一方将领敢懈怠的话，严惩之类的。
盛京城内。
瑞联的年纪和轩宗露的相仿，都是快到了轩宗露这把年纪的人了，骆国忠则和轩洪涛差不多大，还不满四十，在仕途上正是鼎盛之时期！
“瑞联大人，你是主家人啊，为什么人家来你家做客，你都不招待呢？”骆国忠淡淡的一笑，看着瑞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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