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因为诸如要求降低课税、谴责“代官町役人”的腐败行为，批判和要求幕藩统治者修正“专卖制”和乱发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统治的政治性质。
第二是因为驱动町民打毁行动的根本精神动力，是要求改变世道的“改世意识”。
尤其是后者的“改世意识”，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
所谓“改世意识”，即要求改旧世道为新世道的思想观念。
这种观念到了幕末，由于幕府政治的日益腐败，人们要求改变世道的意识更加强烈，不仅在“落首”中常出现诸如“人所翘首以盼者，改正之世也”，而且诸如“百姓一揆”和“都市一揆”等打毁暴动也成为“改世意识”的行动表现，称之为“改世一揆”。
庆应二年(1866)4、5月至6月江户町人连续发动的“改世一揆”，不仅持续时间长，“打毁剧烈”，而且波及日本全国。
同年5月大阪町人的打毁暴动与此遥相呼应，规模扩展到西自兵库南至纪州附近的大阪湾沿岸的几乎全部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幕藩的权威，沉重打击了幕藩权力，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日本人爱烧杀抢是有传统的，不光表现在对外侵略上，自己内部的改革，也很爱采取烧杀抢的方式。
萌总裁如果不是了解了这些日本倒幕运动，他就没有办法掌握目前日本明治维新的进度，也无法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条件。
“改世意识”的高涨和“改世一揆”的频繁发生，与幕末町人的尊王意识高涨也有重要关系。
由于町人阶级自己没有发展到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夺取政权的程度，那么要实现改旧世道为新世道之目的，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天皇的权威。
因此在幕末，“改世”与“尊王”、“反幕”，几乎成了同义语。
尊王意识在上方町人，特别是京都町人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倒幕运动的阶级构成有：新兴地主阶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仍具有封建性质。有的则雇人耕种，具有资本主义农场性质。但他们的土地在法律上，仍是封建领主的产业，他们要承担封建义务，故与幕领主有深刻矛盾，在政治上倾向资产阶级，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新兴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的发展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有很强的革命要求。但因其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有的人还经常投资于土地，成为新地主，具有地主、资本家一身二任的特点，因此在政治上十分软弱，无力单独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大资产阶级，主要是一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如三井、住友、鸿池、小野等。他们都是一些特权商人，属于商业资产阶级，同封建领主有联系，但也有冲突，虽缺少革命要求，但并不拒绝有利于自己的改革。
西南诸藩的大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南部的萨摩、土佐、长州诸藩的大名，也开始经营商业和手工工场，他们逐渐与商人、资本家接近，开始不满幕府的统治.
中下级武士，中下级武士在政治上没有实权，经济上常常受到将军、大名的克扣、剥削，致使部分武士失去生活来源，成为“浪人”。他们“恨主如仇敌”，有的出卖武士身份，成为富人家族中的养子；有的同富人家族通婚，以解救经济困难；有的从商，经营手工工场；有的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
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中下级武士的经济地位和世界观向资产阶级转化，到19世纪中叶，这些中下层的武士就基本上资产阶级化了，成为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成功地领导了倒幕运动。
1865年尊王攘夷运动向武装倒幕转化。
1866年萨摩、长州两藩的倒幕派武士结成同盟。
1867年，年幼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得到天皇密诏。
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统治，成立新政府。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掌握了政权，勒令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
1868年，德川庆喜聚集军队企图反扑，但在鸟羽伏见战役中被倒幕军队打败，势力被肃清。
倒幕运动的胜利为现在正在开端的日本明治维新打下了基础。
早在1837年，下级武士出身的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幕府的暴政，有几百人参加。
尽管在一天之内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打倒幕府统治的一个信号。
从60年代中开始，日本人民掀起了斗争的髙潮。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西南部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藩中的下级武士，迅速扩大实力，成为日本资产阶级和倒幕的主要力量。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
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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