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
“贼子！”
“大人中箭了！”
贺锦中箭倒地，官兵们顿时乱了起来，刘成稀里糊涂的站在那儿，看着官兵们乱作一团。这时旁边一骑冲了过来，马上骑士一手持弓，另一手牵着的却是刘成骑惯的那匹儿马，大声喝道：“老爷快上马，俺护着您冲出去。”
刘成接过缰绳，笨拙的爬上马背，一旁的脱脱不花策马弯弓，一连射倒了两个上前的官兵，又策马撞倒了一人，官兵们没有首领一时间也无人敢上前。刘成刚刚爬上战马，正准备掉头逃走，却听到一声炮响，那马儿是只两岁口的儿马，调教的还不够，被炮声一吓，立即跳了起来，若非脱脱不花伸手在腰上扶了一下，刘成险些从马上跌下来。
这时一个刘成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先刘成嘱咐手下一旦情况不妙就放炮制造混乱以利于逃走，却没想到听到炮声后，城外等候过关的民众不但没有四散逃走，而是纷纷涌向潼关城寻求庇护，无形之中反而挡住了刘成的逃生之路。面对着潮水一般的人流，刘成胯下的马儿不住的向后退去。
“怎么办？”脱脱不花拔出弯刀，跃跃欲试的说：“要不俺打头，给老爷您冲出去？“罢了！”刘成对于自己的骑术可没有什么信心：“先回去和大伙儿汇合，看看情况再走。”
潼关城内，指挥使衙门，签押房。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鹤正站在一张详细的西北舆图前，皱着眉头细心查看。万历32年（1604年）才考上进士的他只用26年时间便已经官居二品，仕途不可谓不是一帆风顺。但自从出任三边总督后，他那原本白皙而又丰满的脸颊也变得消瘦起来。按照明代的军政制度，帝国庞大的领土被划分为南北直隶和十三个承宣布政司一共十五个省级行政区，而每个承宣布政使司则由承宣布政使负责行政、提刑按察司负责刑名监察、都指挥司负责军事，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这三个部门被合称为“三司”，即为承宣布政司的最高机关，但在该行政区没有设置统辖三司的官员。不难看出，明帝国的创立者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地方行政权、监察权、军事权集中于一人发生微妙的化学变化，出现与中央抗衡的藩镇割据势力，危害帝国的统一。不过为了应对内外的突发性威胁，自从宣德年间，明中央开始设置总督或者巡抚，一般来说出任总督巡抚的官员都是来自中央的京官，总督巡抚也只是临时性质的，有事则设，无事则罢，而且如果没有特别的授权，总督和巡抚也没有权力干涉地方的行政和刑事。（以杨鹤为例，他的本官便是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不过是他的差遣而已，即他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统辖协调西北三个军区），也就是说，杨鹤是没有权力插手陕西地方政府的政务以获得财力和人力。由于陕西连续几年的饥荒，民变四起，介于缺乏财力而且士兵欠饷多年的现状，身为大明西北最高军事长官的他并不主张出兵征讨。在杨鹤看来，民变是因为连年的饥荒和加征辽饷，使用欠饷数年的军队进行军事镇压不但不可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加不可收拾的灾难，因此杨鹤主张“抚”的策略。但由于中央无力给予杨鹤必要的赈灾经费，杨鹤本人又无力干涉陕西地方政府的民政，因此杨鹤的“抚”实际上是一种放任，寄希望于春天的到来或者气候的好转，灾民回到故乡耕作来解决流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籍官员对杨鹤的弹劾就没有什么奇怪得了，毕竟他们在家乡的田产祖宅成为了饥民攻击的对象，蒙受了大量的损失，而身为军事长官的杨鹤却坐视不理。如果说崇祯三年勤王军发生兵变前，杨鹤还能抵挡这些进攻的话，在此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灾民们只是为了得到充饥的食物，活动范围也只是在家乡附近（因为当春天来临他们就会回到故乡重新耕作），而乱兵的加入不但给流民们带来了军事经验，而且也将其变成了纯粹的强盗集团。当时的兵部给事中在奏折中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盗匪分别命名为“边贼”（因为乱兵主要是边境地区军户组成）和“土寇”，（“
秦之流贼，其势日炽。边贼以土寇为向导，土寇以边贼为羽翼，兼以荒旱频仍，饥民影附流贼以得食“），不难看出，假如那些兵变的勤王士兵回到陕西，”边贼“和”土寇“结合起来，杨鹤的”抚“的策略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蒲坂、风陵渡——”杨鹤一边在口中念叨，一边在地图上用笔画上一个个小圈，他口中的地名都是从山西与河南进入陕西的重要渡口或者要隘，显然他是在盘算堵截乱兵进入陕西的防线布置的如何。这时外间传来一声炮响，杨鹤受惊手腕一抖，一滴墨汁已经落到地图上，染黑了好大一块。他眉头立即皱了起来，猛地将笔往笔架上一顿，喝道：“来人，去查查是怎么回事，速速报来？“
“是！“外间当值的将校应了一声，半盏茶后回报道：”禀告大人，是一伙乱兵前来骗关，被识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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