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桥对如何处理与晏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大的困惑。
他趁着难得的无人到办公室之机，在脑中理了理这一层关系。是向前走，向后走，还是保持不变，一时之间无法做出决断。
向前走，则是恢复以前的恋爱关系。
向后走，则是恢复不相往来的隔绝关系。
保持不变，则是偶尔通个电话，见见面，但是不再是恋人。
王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抬手看了看手表，接近五点钟，马上要开班子会。他脑中立即涌进来办不完的事情，将晏琳问题挤占开去。
与信访有关的办公会在重要节假日是无法回避的，这是政治任务。如果没有开会研究，没有会议记录，没有具体措施，出了事情被上级倒查回来，则是吃不了兜着走。王桥初当镇长，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镇内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抓起来，抓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与信访有关的人和事只是全镇工作的极少部分，但是却牵涉了太多精力和金钱。
王桥这位最基层政府的一把手也经常换位思考。若真是放任全国钉子户都流向都城，则云集着全世界媒体、各界精英的都城将会上演一场场好戏，影响绝对不好。这是简单的事实，无法否认。
为什么钉子户爱告状，爱朝都城跑，原因很复杂，一是历史原因，清官戏太深入人心（不是清宫戏），形成集体无意识，拦冤告状成为解决重大冤屈的最可靠甚至是唯一手段，这就形成了山南社会的清官情结以及告状情结；二是法律不健全和意识淡薄，人们相信行政力量强于相信法律力量；三是基层组织明显削弱；四是宣传舆论上有偏差。
五点钟，准时开会。
会议就只有一个议程，由党高官宋鸿礼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他开篇就讲道：“县委会议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县的干扰。”说了这句话，他顿了顿，道：“城关镇的目的也就是一个，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镇的干扰。县委吉书记点了我的名，只要城关镇稳住了，半个昌东县就稳住了，大家千万不要马虎。方法都是老套筒，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监控，严防死守。”
“我具体讲七层意思，第一是全面排查，心中有数，不当糊涂官；第二是领导包案、责任到人、明确责任，从镇班子成员到机关干部再到村组干部层层负责，层层分包，哪个环节出问题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三是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出路，解决掉一个问题就少一颗地雷，要特别关注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排水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四是耳朵要竖起来，凡是风吹草动，立刻要反应过来，不要等到人走了三四天，你们几爷子还不晓得。除了耳朵要灵，嘴巴还得快，发现问题赶紧给报告，别捂在手里出大事；五是要有预案；六是要严格责任追究。原则是属地管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谁的孩儿哭了谁抱走；七是每个人切实负起责任，每天下午听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及包案人员的汇报。”
这几条措施都是硬绑绑的，如果工作做虚了，必然要出问题。在座的班子成员意识到肩上责任，脸上表情沉甸甸的。
宋鸿礼将七条方略讲完，又道：“我们在年前对每个钉子户都划分了责任，现在就从我开始，逐一汇报各自负责钉子户的情况。”
王桥负责两户钉子户，提起这两户就一阵牙痛。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喜剧性和悲剧性往往是坐而论道者无法想象的。王桥所负责的有一位钉了户叫朱兴东，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包工头，满脸皱纹和风尘，满手老茧，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
王桥曾经到其家中和他有过一段对话。
王桥喜欢开门见山谈事，几句之后，道：“老朱，今年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朱兴东道：“没有，我给华柳乡盖房子，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工程款一直未结给我。我没有饭吃，没得办法，只能找上级领导。”
王桥道：“上一次我们聊了以后，我就托人到华柳乡去问了，他们说工程款全额都结了，还把票据复印了。这是复印件，你看一看。”
朱兴东瞄了一眼复印件，道：“那个工程是我包的，我没有领到钱，就不算数。”
王桥道：“是你的亲弟弟把钱领了，你们两人在一起做工程，你来领和你弟弟来领，有什么区别。现在你应该找你弟弟还钱。”
朱兴东道：“我弟弟拿了钱就找不到人了。工程是我承包的，华柳乡没有拿钱给我，这是事实吧。”
王桥道：“据华柳乡的人说，做工程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都是你弟弟在跟政府联系，凡是涉及工程方面的多数签字都是你弟弟签的。”
朱兴东翻了一个白眼，道：“王镇长，听说你是大学生，怎么不讲道理。我说得很清楚，我才是工程承包人，为什么把钱给其他人，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
王桥略有苦笑，又道：“从事实上来说，你弟弟是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合同上也是这样写的，有他的名字，华柳乡把钱付给你弟弟，也不错。你如果认为不妥，可以走法律途径，用不着到都城反复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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