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并没有乱，天子脚下总是财帛汇聚之处，这里的富人多如牛毛，他们有能力撑过任何饥荒，这里也不是一个工业化城市，更多的是手工业就业者，收入相对也较高一些，有一些储蓄，不至于立马断粮，话说回来，即便是要饭，在天子脚下也饿不死。
松江府等工业城市之所以会乱，说回来了还不是穷的。这些情况京城的官员也都了解，他们能想到的解决之道，无非是救济、施粥这些应付农业社会自然灾害的措施，该做的也都已经做了，但工会并不罢休。
这是跟以往任何一次饥荒不同的乱局，反叛者讨要的，并不是暂时的活路，不是一口吃的，而是权力。所以从一开始，就有官员力主镇压，认为这是反叛。
官僚集团普遍痛恨工会，因为没人愿意让自己头上有太多的主子，官僚制度运行了上千年，头顶上只有一个皇帝，现在工会又要求建立一个议会，让议会监督官府，凭什么？
他们从科举的千军万马中杀出来，可不是为了给人骑在头上的，那群泥腿子，读书不用功，或者天生就是一群笨蛋，考不上科举，却想一步登天，真让他们搞成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当官，当官不是为了做人上人，谁会穷尽一声，皓首穷经。
基本情况周琅是了解的，工会组织的存在，他也是知道的。他对工会没有敌意，相反，他认为一个组织有序的工会，是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社会可以依靠宗法制度下的保甲制，对乡村进行精确管理，工业社会就不可能让工人一直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农业社会的三大平衡是皇权、官僚和乡村士绅，一次类比，工业社会是否可以在皇权、官僚和议会之间构成平衡呢。
说白了，就是用一个君主立宪制的框架，来平衡工业时代的三种势力。做的好的，主要是英国和北欧国家，但同样的设计，在某些国家中，却遇到了大麻烦，诸如意大利、希腊、奥地利等国家都先后在君主立宪制框架下完成了工业革命，却一直动荡，最后还是共和了，法国、西班牙则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多次变动中，走到了下一个千年。
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皇权传统的国家，贸然间进入到共和制下，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的要求归类起来，不过这两点吧，一是开设议会，二是制定宪法。目的不外乎是限制皇权，监督官府而已。”
回京城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内阁会议，听取了各部的报告之后，周琅总结道。
众官员点头认可，也确实就这两件破事。
周琅笑道：“让我看，也不是不能接受。”
话音刚落，群起反对。
“陛下，万万不可，议会、宪法，乃西夷制度，我堂堂朝天上国，岂能效法蛮夷。”
“就是，此举无异于以夷变夏，成何体统！”
“效法蛮夷，旷古未有，国将不国啊！”
周琅深吸一口气，官员不想权力受到约束，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偏见，他们可以接受另一个官员取代他们的职务，但无法接受其他出身的人物贸然跃居他们之上，坚持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是一种统治思想，是尚贤制，还是西方的议会制，是精英治国，还是群策群力。
周琅心中不悦，但他知道，国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何尝不是走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他现在即便对这些官员不满，也不能选择对抗，就好像王辅茞活着的时候，他动科举制度，他以为他是开国皇帝，权威重，足以压到任何反对声音，但官员们群起反对，不惜集体辞职。
这一次同样如此，这已经不是改革科举内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科举决定权力的方式。
“陛下，自古利出一孔，则国泰民安，利出多途，则祸乱迭起，不可不鉴！”
丞相最后反驳道。
利出一孔思想，从管子到商鞅，一直作为重要的权术传承下来，指的是决定天下利益的渠道，越是狭窄，越能约束民众。管仲给齐国人设置的利益孔道，就是经商，商鞅给秦国设置的利益孔隙就是耕战，所以齐国人能赚钱，秦国人能打仗。
《管子·国蓄》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商君书·弱民》中说，“利出一孔，则国多物。”
根本原因在于，利出一孔，更容易把控，那么国家就能掌握更多资源。现在的科举制度，其实也是利出一孔的政治思想，天下的权力分配，就是靠科举，谁会读书，谁能吃苦，谁聪慧，谁悟性高，谁当官。
就这一孔，想当官，就得钻。君王依靠这一孔，揽尽了天下英才。
现在那群工人，那群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被淘汰的人，他们想建一个议会，挑战科举选官的权威，想骑在官员头上，这不符合利出一孔的思想，以后官府可就控制不住国家了。
“这可不是以夷变夏，效法西夷也谈不上。无非是我们觉得好的，我们就做，我们觉得不好的，我们就不做。无非是一个顺民意罢了，既然民众要建议会，那就让他们建一个议会，官府光明磊落，岂怕百姓监督！”
周琅用委婉的说法，试图说服这些官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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